清政府執政集團的憲政用心昭然若揭，他們試圖借助立憲來達到“上下同心”“皇權永固”的目標。可是，支撐皇權合法性的基礎是以君臣綱常為核心的儒家意識形態，憲政製度則是以契約和法製為基礎的政治製度，其統治原則是權力製衡。基層精英進入諮議局，不再是簡單的政府管理者的角色，他們擁有了對國家決策投票表決的權利，諮議局對權力體製的製約作用立即通過選票顯示出來了。
民眾對憲政改革簡直就是迫不及待。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留給清政府執政集團的憲政遺產就是兩個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和《重大信條十九條》。[8]《欽定憲法大綱》以維護皇權的至高性為基礎，提出了九年實行的期限。憲政卻要求皇帝的權力必須“以憲法規定為限”，重大的決策，甚至連皇室的經費和典禮也包括在內，都必須由國會作出，皇帝隻是象征性地發布。
“代議機構的建立為各省精英提供了對中央政府表示久已有之的懷疑的渠道，結果，旨在為中央政府提供支持和建立更強大共識的機構，反而導致地方對朝廷的集權動機表示疑慮。”基層精英們通過新學堂的洗腦，對國家管理的理念不再拘泥於傳統儒家道德，“不斷擴大的參與規模和對於敵視性國際環境更強烈的意識，促使危機加劇起來。”[9]
先來的要“獨權”，後進的要“門戶開放”
誰才能駕馭危機？清政府執政集團的少壯派將袁世凱趕出了朝廷，這種做法立即讓北京的權力中樞尷尬起來，因為朝廷沒有一個可以駕馭危機的強勢人物。日本內閣很快就發現，“北京現在沒有一個人擁有足夠的權勢和力量，足以使日本政府同他談判”，美國的總統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一上任就在打中國的主意，日本首相桂太郎和明治勳臣伊藤博文希望英國駐日大使竇納樂向倫敦傳遞一個信息，日本“同英國的聯盟將保持遠東的和平”。[10]
德國在華利益一直被英、日、法、俄四國圍剿，袁世凱派遣唐紹儀秘密赴歐美結盟，最早的提議就是來自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但日本強大的情報組織令威廉二世的計劃落空。當日本與美國簽署和平協議後，德國的銀行家立即同張之洞坐到一起，商洽湖廣鐵路的借款問題。1909年3月7日，張之洞同德國銀行家簽署了草約。[11]
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聽聞德國人簽署了草約，立即外交照會外務部尚書梁敦彥，說張之洞曾於1905年對英國駐漢口總領事法雷斯（Fraser）許下諾言，修造粵漢鐵路及湖南、湖北境內另造其他鐵路需借外資時，英國有提供貸款的優先權。如果這項諾言現在遭毀棄，法雷斯可能會因此失去職位。梁敦彥隻好以無法改變為辭，向朱爾典表示歉意。
德國駐華公使雷克司在給柏林的電報中說，粵漢鐵路貸款草約的簽署令朱爾典坐臥不安，“英國公使有些日子相信為這件事將會使他丟官”，草約的簽署對中德邦交的政治意義遠遠超越經濟利益，“中國要求德國資本協助，以對抗英國人在揚子江流域壓倒優勢的地位得視為一個偉大的政治信任行為，它比許多文字還更好地證明德中邦交的優越地位。”[12]
德國的資本與工業在號稱為“英國利益範圍”內打開了一個新的富饒的地區，打破了英國人在揚子江流域鐵路建築的獨占權。強勢的朱爾典自然不甘心因鐵路貸款丟官。德國方麵同張之洞簽署了一個機密的諒解，如果英國人反對得太厲害，德國人可以對英國人妥協，將粵漢鐵路的貸款權轉讓給英國人，條件是德國人可以取得經營管理川漢鐵路的新權利作為補償。[13]
1909年6月6日，在經過艱難的談判後，張之洞終於同德、英、法三國銀團簽署了粵漢鐵路貸款協議。塔夫脫聽聞三國同中方共享揚子江流域利益，立即向北京、倫敦、柏林、巴黎提出抗議。同時，華盛頓方麵希望在門戶平等的原則下進入滿洲，這直接威脅到日本、俄國的利益。塔夫脫直接給攝政王載灃寫信，表示“某些有成見的反對者”正在阻撓美國資本“平等參加”粵漢鐵路，自己深感“不安”。[14]
“由於我深感為我們當前的談判爭取勝利成果的重要，故此采取與殿下直接通信的異乎尋常的方式，以美國資本作為增進中國福利的工具，利用它來開發中國，增進它的物質繁榮，使它不致卷入糾紛，或不致在獨立政治力量的成長方麵受到影響。”塔夫脫言下之意是，不幹涉中國的憲政改革，自己對使中國“保持自己的領土完整”，“具有強烈的個人興趣”。[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