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伯特在密電中非常嚴肅地提醒美國海軍部:“我希望海軍部注意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將發生嚴重和廣泛騷亂或者革命的可能性……日本已經集結了3萬人的大部隊,一旦大清帝國發生變故,這些日本將士將迅速登陸。”[56]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也提醒美國國務院:“毫無疑問,在發生動亂事件中日本是隻能從中獲益的國家,它或者通過動亂獲取利益,或者通過幫助中央政府鎮壓叛亂,從中增強它對北京的影響力。”

載灃很快又收到從南方傳來的噩耗。

1911年4月8日黃昏,革命黨人溫生才被孫中山派到廣州,來暗殺幾次鎮壓廣州起義的水師提督李準,沒想到溫生才不認識李準,錯將廣州將軍孚琦給當場擊斃。革命黨人1910年派出汪精衛刺殺載灃未遂之後,孚琦成為被革命黨人刺殺成功的大清帝國第一高級官員。載灃非常驚訝,他覺得大清帝國的責任內閣一定要盡快成立,國會也不能再拖延了。

1911年5月8日,攝政王以宣統皇帝的名義發布了一道聖旨:裁撤舊設內閣及軍機處,實行責任內閣製,新內閣一切官製按照《新訂內閣官製》為標準,責任內閣由十三名國務大臣組成: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協理大臣,下設外務部、學部、民政部、度支部、陸軍部、海軍部、法部、農工商部、郵傳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彥、善耆、載澤、唐景崇、蔭昌、載詢、紹昌、溥倫、盛宣懷、壽卷分任各部大臣。

聖旨一發布,各地請願團高呼上當,責任內閣除了梁敦彥、唐景崇、徐世昌、盛宣懷四個漢人以外,其餘的要麼是皇室貴胄,要麼是清政府八旗精英,光是皇族成員就有八名,這是典型的皇族內閣。之前就有傳聞,愛新覺羅成立了秘密的宗社黨,就是要在上議院中占據絕對席位,以把控國會。責任內閣名單的公布無疑將宗社黨的秘密暴露了出來。

清政府執政集團的少壯派們太過自信了,從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死亡的那一刻開始,敬畏皇帝和太後的官僚士紳們對政府的政治情感就斷開了,剩下的隻有政治利益的競爭。官僚們傾向於日本的立憲君主,士紳和政治無權者喜歡英國的君主立憲。希望讓皇帝保留最大權限的清政府少壯派們,揚言仿照日德模式進行憲政改革,現在卻推出了一個“皇族內閣”。

清政府執政集團企圖利用組閣的機會,將漢族官僚們手中的權力奪回來。因為從剿滅太平軍開始,漢族武裝集團就壟斷了地方管理大權。左宗棠、李鴻章去世之後,袁世凱成為漢族官僚集團最強勢的代言人,清政府執政集團為了集權,將袁世凱罷黜。袁世凱被罷黜後,漢族官僚們一直在積極推動憲政改革,企圖維護他們的利益,可皇權內閣的集權行為,再一次嚴重損害了漢族官僚們的既得利益。

一直在立憲前沿奔走的立憲派精英,如狀元張謇,他從體製內來,卻一直徘徊在體製之外。作為新興士紳階層的代表,張謇等人自然希望能夠在新的政治體製中與皇權體製下的官僚和貴族們共享政治權力。新興精英階層分享憲政權力的最佳模式就是英國模式。“皇族內閣”卻將新興士紳階層完全排除在權力之外,這嚴重地傷害了他們對憲政的情感,疏遠了他們和中央之間的距離,令這個精英階層失去了對中央改革誠意的信心。

麵對革命黨人凶猛的刺殺、武裝起義,以及美國、日本屯兵枕戈待旦,載灃通過名義上的責任內閣,將軍權收歸愛新覺羅家族。在責任內閣中,宗社黨一黨獨大,實現了真正意義上黨指揮槍。載灃現在需要的是中央集權,那樣他就可以繼續獲得列強們的貸款,借此推動貨幣、財政和軍事改革。

緊跟載澤的盛宣懷成了大贏家。盛宣懷進入郵傳部後,將津滬電報局國有化,劃歸郵傳部,以此換取了輪船招商局、漢冶萍兩大集團的私有化,兩大企業集團通過商辦注冊的模式,私有化到自己的名下。1910年爆發橡膠股票風波,盛宣懷抓住機會清理袁世凱在交通銀行的嫡係,李經楚、梁士詒等人全部下課,交通銀行的控製權劃歸郵傳部,盛宣懷成了北洋集團實業的實際控製人。

“鐵路國有”導火線點燃了火藥筒

1911年1月,在載澤的力挺下,盛宣懷正式升任郵傳部大臣,四個月後成為內閣成員。這一方麵是盛宣懷用股票賄賂載澤的功效,更重要的一麵是因為盛宣懷可以不斷地跟國際金融機構周旋,獲得更優惠的國際貸款。另外,載洵一直催著載澤劃撥海軍軍費,度支部隻能以郵傳部拖欠借款未還來搪塞海軍部。清政府執政集團的少壯派讓盛宣懷加入內閣,就是要讓他想辦法,歸還郵傳部拖欠的海軍軍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