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很重視快樂教育，他說：“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他認為樂舞對發展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好處。他說：“聽其雅頌之聲，而誌意得廣焉，執其幹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樂舞不僅能陶冶人的情操，還能使人的形體健美，大有今天健美操的作用。他還進一步指出：“樂行而誌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高格調的娛樂活動，不但有助於身心健康，對移風易俗，淨化社會環境，追求真善美方麵有重要作用。
墨子私學中的體育教育
墨子（約公元前488-前376年），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家學派是“農與五肆”小生產者的代表，主張“兼愛”“非攻”“節儉”“尚賢”，很注重體育教育，而且很有特色。
《墨子·公盂》載：“有遊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溝通，欲使隨而挈。”身強力壯、思維敏捷是墨子錄選學生的重要條件，這不是墨子對學生的苛求，而是與墨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密切相聯的。墨子常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去實現“非攻”“兼愛”。
墨子在教學中，很注重射禦教育。“二、三子有複於墨子學射者”，墨子的射技不錯，並且把射列為教學內容之一，墨子對那些學有所成的弟子還給以重賞。“凡我國能射禦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禦之士，我將罪賤之”。墨子認為優秀的射禦之士乃賢良之士。
李悝、商鞅私學中的體育教育
李悝（約公元前450-前390年），魏國人，商鞅是李悝的學生，他們都是戰國時期法家學派的代表。法家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大力推行“變法”，批判儒家禮教，提倡“倍賞必罰”，以法治軍，鼓勵“耕戰”，積極倡導軍事訓練，並以法令的形式鼓勵國民參加軍事體育活動。李悝在任魏文侯上地守時，曾下一道《習射令》：“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李悝“斷訟射的”看起來似乎可笑，但在提高老百姓的身體素質和軍事技能等方麵，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當秦國寇邊時，便打敗了秦國。
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時，獎勵軍功，積極開展軍事體育訓練，“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為秦王朝統一中國打下了基礎。
軍事體育的大發展
步卒的訓練
據《漢書·刑法誌》載：“齊湣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春秋戰國時期，步卒逐漸取代了車兵，加強了對步卒的軍事訓練。
拳勇類似現在的拳術，春秋戰國時期稱“搏”、“暴虎”，各諸侯國對拳勇之士十分敬重。《管子·小匡》記述齊桓公向鄉大夫征集拳勇人才時說：“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同時還要治罪。
角力是軍事訓練的重要內容，到春戰國時期又有了新的發展。在陝西長安縣客省莊墓葬出土的戰國透雕摔跤銅牌，反映了當時摔跤活動的情況。當時已有了抱腰、搬腿的摔跤技術。
鼎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祭器和食器。訓練和比力量常以舉鼎試之。烏獲、孟銳、任鄙等，都是當時出名的舉鼎力士。秦武王曾與孟銳比賽舉鼎，不慎絕臏而亡。
關，即城門之栓或懸門。戰爭中能把沉重的栓或懸門舉起，對決定戰爭勝負往往起重要作用。孔子與其叔父梁紇都是“舉國門之關”的大力士。後來，拓關逐漸成了訓練士兵力量的一個項目。
走，跑的意思。吳國、魏國常以“走”訓練士兵的奔跑能力來提高軍隊的戰鬥能力。“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裏”。全副武裝，半日內奔百裏，要求非常嚴格，運動負荷量也很大。
跳躍，當時稱超距。秦軍大將王翦曾以投石、超距來訓練軍隊和提高士兵的作戰情緒。
劍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成為軍隊的作戰武器，又適用於個人防身自衛。當時，習劍成風，一些“士”還以擊劍為業。趙文王養劍士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好之不厭”，這些劍士“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劍術頗高。民間劍術家越女為越主勾踐講述劍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免”，很有見地。
騎兵的訓練
居住在我國北方的遊牧民族早在新石器時期就精於騎術。春秋戰國時期，遊牧騎兵甚猛，他們越陰山，渡黃河，對中原地區構成嚴重威脅。為了改變這種被動局麵，趙國君主武靈王，決心以胡為師，改革圖強。趙武靈王衝破重重阻力，變中原地區長袍大褂之“深服”為窄袖短褥之“胡服”，變步兵為騎兵，加強訓練，亦騎亦射，創建了一支強大的騎兵，大大增強了趙國的國力，成為“七雄”之一。
水軍的訓練
《六韜·奇兵》載：“奇披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對遊泳技術要求很高。不但南國水鄉重視水軍的訓練，就是北國山鄉也很重視。齊桓公時，管仲斷河掘池，令士兵“矩遊為樂”，遊水能力“不避吳越”，在與越國戰時，“大敗越人”。在訓練遊泳的同時，操駕船也是訓練的必備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