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到封建社會後期一直很尖銳，各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武備，這對當時的學校體育產生了很大影響。北宋初期的教育家胡瑗執掌國子監時，告訴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遊息焉”。南宋初期宋孝宗一度大講北伐，太學學生每逢假日，常到武學習射。1174年宋孝宗“詔太學置射圃”。“令諸生暇日習射，以鬥力為等差，比類公、私試，別理分數”。朱熹主張在小學階段應教以學生“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禦書數之文”。任同安縣主簿時，他曾在縣學“開辭射圃，令學生習射”。遼、金、元時期的官學和私學，較多地保留了北方少數民族的尚武傳統，注重騎射武藝訓練。明初還按六藝“設科分教”廣詔國子生及郡縣學生皆習射”；1392年又命“國子監辟射圃，賜諸生弓矢”，因而各地學校大都開辟射圃。《州風土記》載，當地州學每天午前習丈，“脯時（下午3-5時）學射，試重石械器”。清以騎射立國，初時曾多次令八旗子弟“讀書習射”，所以清代學校要習射禮，但至清中葉時已名存實亡。
理學思想對學校體育的影響
由南宋至清四朝中理學逐漸成為正統思想，它興於兩宋而盛於元、明，對中國社會和教育影響很大。理學家們認為“理”是宇宙本原，主張通過持敬（即守中、主靜）和“格物”而達到“致知”、“窮理”，進而存天理、滅人欲，天下大同。在教育中，理學家強調“關門閉戶，靜坐讀書”，對學生健康漠不關心。因此有人批評他們讓學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宋、明以後學校雖仍存射禮遺風，但鄙薄肢體之風卻日盛一日。究其根源，理學的主敬窮理思想是主要原因之一。
明清之際學校體育思想的新變化
在宋明理學盛行之時，就已有不少思想家對它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明末清初的顏元就是傑出代表之一。顏元（1635-1704年）字易直，號習齋，年輕時學過騎射、武術、醫學等，24歲開塾授徒，晚年曾執教漳南書院。他認為漢以來的教育早已走入“文墨世界”，宋儒更是隻知道清談靜坐，以至“晦聖道誤蒼生”。他認為知識來源於實學、實習，所以他提倡通過實際去教去學，並重視六藝教育。他在漳南書院曾設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齋，還於院外辟“馬步射圃”，常帶領學生習射、技擊、舉石練力等。顏元要求學生“文武相濟”，全麵發展，並針對“宋元來儒者皆習靜”的傾向，大聲疾呼“今日正可言動”。他認為“養身莫善於習動”，“屍常動則筋骨竦，氣脈舒”，“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
顏元對清初學術思想和教育都有較大的影響。他的教育思想和實踐，在我國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的思想和實踐中第一次明確了體育具有教育的意義，他是全麵教育思想的早期嚐試者。
武藝的新發展與武術體係的形成
武藝的新發展
由於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銳複雜、軍事鬥爭激烈緊張，所以宋元時期的軍事教育和訓練大大加強，以騎射為中心的武藝訓練得到進一步完善。所以，宋元的軍事教育與訓練都有許多新發展。
宋代募兵時，“先量身材，次閱走躍”，表明重視身體素質的考核。在訓練方麵，北宋時多次頒布“教法格”，對不同兵種的訓練內容、時間、方式和兵器使用方法都有詳細規定，如宋神宗元豐3年（1079年）頒發的《教法格並圖像》中，對步射、執弓發矢、騎射、馬上使槍、馬上野戰、格鬥技術，皆有口訣圖像，“凡千餘言、使軍士誦習焉”。對士兵的訓練實行嚴格的考核，考核及格者分上、中、下三等，不及格者有等的降等，無等可降者開除。為達到統一要求，諸道禁軍“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早晚兩教”，促進了訓練和軍事技術的規範化。
負責士兵訓練的是教頭，由中央派到各路軍中。為滿足對教頭的需要，還采取短期培訓或輪流集訓的辦法訓練基層教頭。宋代教頭隻有訓練的責任，而無統領軍隊的權力，因而可以把精力用在研習武藝方麵，從而推動了武藝的發展。
遼、金、元三朝都重視騎射，全民皆兵，“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龜聚牧養”。騎射、圍獵是他們軍事訓練的主要內容和形式。“貴由赤”長跑是元代禁軍中訓練的重要內容，每年要舉行一次路程約180華裏的比賽來檢查訓練的情況，前3名重獎。
與唐代相比，宋代武舉考試內容保持了騎射和武藝，增加了兵書策議，取消了身體負重和翹關，降低了對一般身體素質的要求。
武學初建於1043年，當年停辦。1072年重設，分上舍、內舍及外舍。1102年建立了州縣武學。中央武學學製三年，學習內容為“諸家兵法”和各種軍事技術與軍事指揮，每年春秋兩季考試馬、步射等武技和兵法，不及格者除去學籍，合格者可參加殿試，或出任武官、充任教頭。地方武學考試優秀者可進中央武學。
金和明清的武舉以及明清武學與北宋相仿，隻不過武技考試內容略有增減。武舉和武學的長期實行，打破了儒學對教育的壟斷局麵，對軍事武藝的發展和軍隊身體訓練的規範化，都起到了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