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與西方近代體育
洋務派自19世紀60年代起開始編練新軍。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最早廢棄弓刀烏銃，改用洋槍洋炮，聘請洋人軍官充任洋操教官。1879年後，李鴻章軍中一些留學生學成回國後充任教官。洋務派編練的新軍，如北洋新軍和張之洞的“自強新軍”早期以練英式兵操為主，1894年甲午戰爭後，多采用德式兵操。到19世紀末，清軍大都以練洋操為主。由此可見，正是洋務派的新軍操練，使西方兵操得以係統地傳入中國。
洋務運動中先後建立了一些新式學堂以及培養軍事人才的軍事學堂。這些學堂多仿照外國同類學校設置課程，並請洋人擔任教習，一般都設體操課。王恩溥回憶他從1894年起在北洋水師學堂的五年半學習經曆時說：“作為校內正式體育課程的有擊劍、刺棍、木棒、拳擊、啞鈴、足球、跳欄比賽、算術比賽、三足競走、羹匙托物競走、跳遠、跳高、爬桅等項，此外還有遊泳、滑冰、平台、木馬、單雙杠及爬山運動等，隻是還沒有籃球、網球等活動。我們那時所學的體操最初為德國操，主要演習方城操及軍事操，後來到了戊戌年間（1898年）就改為英國操了”。
為了培養軍事工業人才及軍官，洋務派選送一些青少年赴英、法、德、美、日等國留學，他們回國後帶回了一些西方近代體育，如赴美國的詹天佑等留學生帶回了棒球等項目。
從上述可見，中國有組織地接受西方近代體育是從洋務運動開始的，這對西方近代體育的傳入和中國近代體育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維新派、資產階級革命派提倡近代體育
在“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洋務運動引進了西方近代體育，並未顧及它的意義和作用，中國真正傳播西方近代體育思想，是在“戊戌變法”運動中由維新派人士進行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為、梁啟超、嚴複及譚嗣同。
康有為（1858-1927年），廣東南海人，維新運動的領袖，他提出對學生要進行“德教、體教、智教”的全麵教育觀點。認為“體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之物”，因此，他積極宣傳教育的重要性，把體育列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他代表作《大同書》裏，根據少年兒童身心特點，提出了各年齡階段身體發展的要求。對嬰兒要注意“嬉戲安息如何而合兒神，務令得宜以壯兒體”。對“小學生，專以養體為主，而開智次之；令功課稍少而遊嬉較多，以動蕩其血氣，發揚其身體”。對中學生，由於“身體尚弱”，故仍需“養體”。對大學生，仍應“亦重體操，以行血氣而強筋骸”。這些主張在他早年在廣州所辦的“萬木草堂”的教育活動中，就有一定程度的體現。
梁啟超（1873-1929年），廣東新會人，是康有為的學生，改良主義者。他宣傳為了強國，要尚武，在培養“新民”的教育中，體育不可缺少。他仿照日本，按學齡段對學生施以包括身體在內的教育，提出師範學校及女學中要有體操課。1897年他擔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時，對學生提出了重體育鍛煉的要求。
嚴複（1853-1921年）福建侯官人。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教育家。在名著《原強》中，他指出一國富強之效，以民之體強為基礎，提出練體力是教人的三綱之一及人才是民力、民智、民德的“征驗”。他還根據西方進化論及自然科學知識，主張培先天、養後天，運動強身。在他擔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時較重視體育。
譚嗣同（1865-1898年），湖南瀏陽人，是改良派代表人物。他一方麵抨擊封建文化教育，一方麵竭力提倡西方資本主義新文化。在他寫的《仁學》中，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學觀點，宣傳“動”，反對“靜”，加深了人們對體育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