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自己身處法租界，可暫保一時平安，可他根本無心睡眠，當夜便打電話給上海市長吳鐵城以及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了解實際情況，並且向兩位在滬最高軍政長官請纓：“但凡我杜某人能出力的事情，絕不推辭！”
熬過一夜之後，第二天清晨，杜月笙急匆匆召集到上海各界名流及工商領袖，準備在抗日救國聯合會的基礎上，再成立一個“上海市抗敵後援會”，並請上海《申報》的老板、著名的企業家史量才擔任會長，以此來表示這個民間團體的超然地位，它不屬於任何派係，而是屬於老百姓的抗日組織。
籌備會議席上，杜月笙除了堅持這一主張外，他還辭絕了副會長的職務，聲稱不論辦任何事體自己一定會全心全力，擔任會長職務，任何人都比自己更有資格。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的答複既簡單又直接：“時局如此緊張，名義便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盡心盡力出來辦事。我把名義給別人，也是想讓他們真的出來做事！”
但是，與會的人考慮到杜月笙的影響力，認為他很有必要在辦事的同時，擔當起名義來。最後他無法推卸，隻得應允擔任副會長一職，同時擔任副會長的還有上海市商會會長王曉籟。
十九路軍以血肉之軀對抗日軍的堅槍利炮，誓死衛國的精神讓每一位國人為之所激勵。杜月笙也深受感染，他通過其廣泛的人際關係，發動各大報館、電台，以最大的篇幅、最長的時間，全麵報道十九路軍英勇抗日的壯烈事跡和英勇表現，並齊心協力傳播抗日宣傳活動。有些報館與電台提出勞軍的呼籲，上海市民也紛紛做出空前的響應，從販夫走卒到達官富貴，此刻都毫不吝惜自己的財物，捐錢的捐錢，捐物的捐物。
集腋成裘，聚沙為塔，市民捐獻的各式各樣的物品堆積如山。自藥品、棉衣、食物乃至於工具器材、麻袋砂包，隻要報紙上刊載的、電台廣播出來的，聽到消息的市民，都會罄其所有，爭先恐後地往“抗敵後援會”送。
為了給浴血奮戰的士兵打氣，杜月笙覺得很有必要到前線去慰問勞軍。因此他在2月1日，偕同王曉籟、黃炎培等十幾人，親冒鋒鏑到蔡廷鍇的司令部進行慰問。隨行人員帶去了大批的捐獻物資，包括大米、罐頭甚至紗布、繃帶等物品。
看到十九路軍如此艱苦，杜月笙不勝感慨：“十九路軍在前方殺敵，物資方麵所有需要，上海老百姓將全部負責供應！前方需要什麼，後方就準備什麼！”
蔡廷鍇對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援十分感動，連聲道謝。
“現在上海市民踴躍輸將，錢款物資已經很多了，抗敵後援會的倉庫裏恐怕要裝不下了。我建議貴軍設立一個機構，專門負責與後援會聯絡處理此項事務！”杜月笙建議道。
“好！我盡快落實！”蔡廷鍇高興地回答。
幾天後，十九路軍在法租界設立了後方辦事處。這個後方辦事處主要負責接受捐款捐物，以及物資采購及分發事宜。到了4月下旬，十九路軍所收到的各項捐贈合計達百萬之巨。於是，到4月27日，蔡廷鍇召開十九路軍高級軍官會議，研究決定，從捐款中劃撥一部分，將所欠士兵共計九個月的軍餉一次性全部予以發清。
與此同時，和杜月笙關係密切的上海市總工會在“一·二八抗戰”打響之後，立即聯合上海工商界成立“戰地服務團”，戰地服務團按照軍隊編製，先後成立第一、二兩個團，每個團各有約一千人。
戰地服務團的主要作用是作為前線與後方的橋梁，負責救護傷員，輸送彈藥、器械與食物等必需品。若是遇有戰事擴大的情況，他們甚至要冒著生命危險搶救物資，護送難民。他們的任務非常艱巨辛勞，絲毫不亞於前線的戰士。與手握武器的前方戰士相比，他們赤手空拳穿梭於槍林彈雨之間，所憑恃的完全是一腔愛國熱忱。
戰地服務團第一團的團長由杜月笙的得意門生朱學範擔任，第二團團長則為上海市總工會的常務委員周學湘。這兩個團的特殊作風就是不分團長團員一概到最前方從事服務工作，這些團員之中，因為被流彈射殺而慷慨捐軀的時有所聞。淞滬抗戰結束後，抗敵後援會曾在上海北站為死難的戰地服務團團員立碑，碑文上鐫刻有他們的名字，那是他們所能獲得的唯一報酬。
在中華民族存亡繼絕的嚴重關頭，杜月笙以民族大義為重，奮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是難能可貴的。盡管他在“四·一二政變”中充當了蔣介石的打手，殘害過汪壽華等共產黨員，但在淞滬抗戰這一關鍵時期，在抵禦外侮這一民族大義之前，他能從保家衛國這個最高利益的角度出發，是值得讚揚和肯定的。
談判桌前斥日將
一·二八淞滬抗戰打響以後，日本海軍陸戰隊原本以為可以兵不血刃，迅速拿下整個上海，不曾想遭到十九路軍的英勇抵抗，戰事越拖越久。尤其是遭到十九路軍駐防閘北的七十八師迎頭痛擊，讓日軍傷亡慘重。新繼任的日軍指揮官海軍中將野村心裏發慌，唯恐兵力不繼，遭受敗績，因此急於停火休戰，以圖緩兵之計。
此時，中日之間的外交談判之門尚未完全關閉。上海市長吳鐵城在戰事開端之時就一直尋求各國駐滬領事館的幫助，雖然英美兩國的領事已經公開出麵調停，但日本一向不讚成第三國介入中日之間的紛爭，同時野村也擔心第三國的介入會“偏袒”中國，讓日本海軍發動的這場戰爭為世界輿論所詬病。因此他更願意采取非官方的方式，通過一些背景深厚的民間人士，試探中國當局的“和平意願”。
在日本海軍陸戰隊的眼中，杜月笙無疑是一位不錯的人選，一來，他是支持抗戰最有號召力的社會領袖；其次，杜月笙與上海軍政界的蔡廷鍇、吳鐵城等人都相當熟悉，即使在國民政府政要如孔祥熙、宋子文麵前，也都有相當的分量。最為重要的是，日本人早就耳聞杜月笙在“四·一二政變”中的重要性，因此，千方百計設法拉攏杜月笙，企圖為己所用。
杜月笙嗜賭，平日賭友無數，其中有一位叫李澤一的賭友甚是有錢，經常與杜月笙穿梭於大小賭檔，豪賭狂博。杜月笙把李澤一當做酒肉朋友、賭桌上的玩伴，但李澤一卻與日本頭號特務頭子土肥原關係密切。為了能爭取到杜月笙，李澤一悄悄奉了土肥原之命，展開了對杜月笙的人情公關。
華格臬路杜公館內，李澤一登門而來，開口便提及上海目前的局勢，試探性地說道：“日本軍方認為，中日之間的問題應該自行解決，他們不讚成有第三國參與其間，反而多生枝節。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敵後援會的身份，為上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著想，兄弟可以想個法子，約一位野村中將的高級幕僚來談一談，或許能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停火方案。”
杜月笙從來沒有想過，李澤一在淞滬大戰激烈進行的時候，居然會搖身一變，成為跟日本軍方有關的重要人物，而且還代表日軍海軍陸戰隊邀約自己，所談的問題竟然與震驚中外的淞滬事件有關：日本軍方要試探停火談和的可能性。
玩味李澤一的這一番話，杜月笙胸中了然，李澤一充其量不過是日方的傳聲筒，此次前來不過是透風罷了，但停火畢竟是一個不錯的消息，他心裏十分歡喜，臉上卻依然聲色不動，平靜地答道：“與日本軍要晤麵茲事體大，可否容我考慮一下。”
李澤一懂得，杜月笙必須事先征得國民政府當局的同意，方可以與日本人坐下來談。因此，他連忙應允：“沒問題。杜先生考慮好的時候，務必賜我一個電話。”
“一定，一定。”
送走了李澤一，杜月笙沉默良久，坐臥不寧，日本人真的想停火嗎？這裏麵有沒有什麼圈套？為什麼要找到自己？此時杜月笙也犯難起來，他趕緊邀來自己的高級智囊團商議對策。
為了謹慎起見，大家一致認為，這件事體應該陳情官方，如今的閘北幾成一片瓦礫，戰爭多拖一天，就會有更多的百姓付出傷亡代價，況且十九路軍未必能盡殲日軍，達成全麵勝利。不過也有人持相反的論調：日本軍閥最不容易打交道，從無信義可言，說不好這幾天日軍損失很大，停火之事隻不過是他們的緩兵之計，萬一日軍有所增援，必將燃起新的戰火。
杜月笙微微一笑：“日本人想緩兵待援，難道我們中國人就不會依樣畫葫蘆嗎？不管怎麼說，這個消息我們理應早些通知吳市長和蔡軍長，也好早作準備。”
事不宜遲，杜月笙趕緊讓人擬定了一份報告，以私人的身份向上海市長吳鐵城進行了報告和說明，並進一步請官方指示如何處理。吳鐵城接到杜月笙的報告，覺得此事既突然又蹊蹺，趕緊邀集軍政長官進行討論。最後結論顯而易見，官方對此保持審慎的態度，以免落入日方的圈套，但也絕不介入杜月笙與日方私人間的接觸。至於需要不需要和日本軍方人員會晤這個問題，應該由杜月笙自己決定，前提是立穩腳跟，謹慎小心，步步為營。
得到官方的答複之後，杜月笙心領神會，不再請示官方，而是先跑了一趟法國總領事館，跟法國總領事甘格林秘密洽談，得到甘格林的慨然應允：一定充分合作。
接著，杜月笙又派人把李澤一請到杜公館，直截了當地告訴他：“你上次所談的事體，我考慮過了，你說的話很對，我看不妨試一試。隻不過，有一點兒事先聲明，會麵地點要在法國總領事館，並且由我和法國總領事甘格林先生一起參加。”
“這個——”李澤一沒想到杜月笙會來這一手，賠著笑臉問道：“杜先生為什麼偏要這樣安排？”
杜月笙微微一笑，清口朗氣說道：“這個道理很簡單，你有你的立場，我有我的緣由。談判畢竟不是談天，我的一切必須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交情很夠，他也曾答應過我：萬一將來鬧出什麼事體來，對於我有不好的影響，他可以挺身而出替我昭雪。”
“但是甘格林畢竟不是中國人呀，他怎麼能夠……”
杜月笙哈哈一笑，說道：“你別忘了，甘格林任職法租界公董局總董很多年了。我從民國十六年起，承蒙各界朋友的關照，一直到今天，都在擔任公董局的華董和華人納稅會的會長，已經有五年了。”
李澤一這才恍然，杜月笙具有多種不同的身份，他選定法國領事館會麵，請甘格林以法租界總董身份參加，必要的時候，他可以請甘格林出麵證明自己確係以法租界華董的立場與日方代表會晤。換句話說，依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將的代表屆時便算是在請求第三方出麵向華方提出停火要求。
杜月笙棋高一籌，李澤一無話可說，隻能回去給野村複命，並力勸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國領事館與杜月笙和甘格林會晤並交換意見，唯獨沒有提及杜月笙的多重身份。
依照約定時間，杜月笙載著保鏢、秘書和翻譯，驅車抵達法國總領事館。很快，幾位身著便裝的日本軍官代表在李澤一的陪同下也到達了領事館。雙方介紹完畢，日軍代表便趾高氣揚地訓話道：“你們中國軍隊完全不遵守撤退命令，故意引起戰爭，由此可見，支那是一個沒有組織沒有紀律的國家！”
杜月笙平日裏並不是一個心浮氣躁、睚眥必報的人，相反，他一向能“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但對於眼前這個日本軍官顛倒黑白、囂張跋扈的態度，杜月笙不由得氣湧如山，抗聲答道：“我是老百姓，中國軍隊該不該撤退，我不知道，不過你們日本軍隊不得你們政府的允許，在中國的土地上擅自炮轟北大營，占領我中國東北三省，難道也算是有組織、有紀律的國家？”
杜月笙不愧是外交天才，所謂攻心為上，幾句話說得慷慨激昂、義正詞嚴，正中日本軍代表的要害，那日本軍代表竟一時語塞，不知如何應答。李澤一連忙上來打圓場，賠笑道：“杜先生，今天談的事情很多，讓我們坐下來從長計議，好嗎？”
杜月笙依然不假辭色，避而不答。李澤一忙又欠身回頭，看著一臉尷尬的日本軍官。等日本軍官坐定之後，杜月笙依然餘氣未消，在甘格林的示意下，杜月笙總算坐了下來。
談判雙方各懷心事，一時間氣氛頗為尷尬，李澤一眼見局麵不好打開，於是他不惜越俎代庖，裝作以一個中間人的立場，說了一大堆話來緩和氣氛。待他侃侃而談、長篇大論之後，把話題重新歸到正路，抬頭望了望杜月笙說：“杜先生，還是您先發表一下意見吧。”
“我今天隻帶了耳朵來，”杜月笙語驚四座：“我今天來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想聽聽日方到底有沒有停火的誠意？”
“當然有，當然有。”李澤一搶著回答：“否則的話，這幾位代表也就不會來了。”
日方首席代表趕緊補充了一句：“停火可以，不過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可否說出來聽聽，讓杜先生衡量一下，可否代為向華方轉達。”法國總領事甘格林問道。
日方代表頓了頓，說道：“停火可以，支那軍隊必須遵照日本海軍司令部在一月二十八日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局所下達的最後通牒，將十九路軍撤出上海，以避免兩國軍事衝突。”
聞聽日方代表如此無理的請求，杜月笙哈哈大笑：“衝突是你們日本軍隊造成的，按理說，撤出上海的應該是你們日本軍隊。”
日方代表惱羞成怒，怫然變色，叫嚷道：“日本海軍陸戰隊的行動完全合法，我們在事先曾經獲得上海各國防軍的諒解，進駐閘北，保護經常受到攻擊的日本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