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鴻儒、國學大師梁啟超（1873—1929）的師生情誼，是很感人的。我深感慶幸的是，他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執教時的親炙弟子陳守實（1893—1974），是我六十年代在複旦曆史係研究班攻讀明清史的導師，謝國楨（1901—1982）則是我在中國社科院曆史所明史研究室工作時的同事；當然，論輩分，他是師叔，在他麵前，我是一直執晚輩之禮的。說真的，他與不才都力求熔文史於一爐，筆端常帶感情，確實都是受了梁任公遺風的影響。因此，當我晴窗走筆，寫梁任公的師生情，心中充滿對前輩不盡的思念。
蔡鍔（1882—1916）是梁啟超在長沙時務學堂擔任主講時的學生，梁啟超說他在四十名學生中，“稱高才生焉”。後來蔡鍔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歸國後在江西、湖南、廣西、雲南訓練新軍，擢雲南三十七協協統，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與雲南講武學堂總辦李根源在昆明起義，建立軍政府，任雲南都督。1913年，袁世凱（1859—1916）將他調至北京，授將軍，不久又委以經界局督辦，但暗中卻加以監視。袁世凱稱帝的圖謀日益公開化後，梁啟超曾冒著很大風險，與蔡鍔“密議倒袁”，鍔後來精心策劃逃出北京，改名換姓，取道越南回雲南。抵昆明的第二天，就出任討伐袁世凱的護國軍總司令；而梁啟超則秘密去廣西，說服陸廷榮起義，並自稱總參謀。在反袁鬥爭中，梁啟超，蔡鍔師生，患難與共，舍死忘生。蔡鍔病逝日本後，梁啟超備感哀痛，著文紀念，並在著述中多次寫到蔡鍔。直到蔡鍔逝世十周年時，仍親自至北海公園參加紀念活動。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梁啟超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擔任導師，培養了一大批曆史學家。這些人成為近代第二代史學家中的中堅。如陳守實教授，即為他的高足之一。陳守實先生對梁啟超十分崇敬，把梁氏所輯明遺民、海外孤忠朱舜水（1600~1682）聯語“氣恒奪而不靡，誌恒苦而不弛”當作座右銘，潛心史學，刻苦鑽研。守實先生完成的畢業論文《明史稿考證》，以大量確鑿的證據，證明此書是萬斯同的心血之作，而為王鴻緒剽竊、改竄。梁氏仔細審讀了這篇文章後，在文稿封麵寫下評語：“此公案前賢雖巳略發其覆，然率皆微詞，未究全讞。得此文發奸搪伏，貞文先生（按：萬斯同死後，門人私諡曰貞文先生）可瞑於九原矣。然因此益令人切齒於原稿之淹沒，其罪與殺人滅屍者同科也。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啟超閱竟記”。梁氏與陳先生情誼深厚。陳先生在研究院求學期內寫的日記中，曾驚歎“任師天資英發，在不可思議間，非學力所關也”。後來梁氏因患便血病到協和醫院治療及隨後在天津家中休養期間，陳先生都曾數次前往探視，聆聽教誨，見梁病狀，優心如焚。梁氏在病中囑陳先生辦的事，他都盡力完成。如王國維（1877—1927）在昆明湖自沉後，陳先生受梁氏之托與其他弟子一起，向研究院導師募捐，陳寅恪（1890—1969）等都積極響應，籌足一大筆錢，給王國維立碑。陳先生在清華研究院畢業後，去天津南開中學任教，也是由梁氏親自安排的。梁氏還在病中書贈守實先生對聯，集自溫飛卿的“更漏子”，蘇長公的“念奴嬌”，牛希濟的“生查子”，秦少遊的“慶宮春”。全文是：“漱石仁弟乞寫舊集詞句：春欲暮，思無窮，應笑我早生華發；語巳多，情未了，問何人會解連環。丁卯浴佛日梁啟超。”此聯現存，已成珍貴文物。
又如梁氏的另一位高足明清史專家謝國楨教授，在清華期內，常常得到梁氏的指導。1926年，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結業後，即應邀隨梁氏至其天津家中，擔任其子女梁思達、梁思懿等人的家庭教師，同時繼續從梁氏問學。他們同桌吃飯，茶前飯後，經常聽梁氏論學。後來，他回憶梁氏對他的隆情高誼時說：
1927年夏，楨在清華大學研究院結業後，即館於天津梁任公師家中。先生著述之暇，尚有餘興，即引楨等而進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講，有時吸紙煙徐徐而行，楨與思達等坐而談。先生朗誦董仲舒《天人三策》，逐句講解，一字不遺。餘歎先生記憶力之強，起而問之。先生笑曰：“餘不能背誦《天人三策》，又安能上萬言書乎！”先生健於談，喜於教海……每飯餘茶後，茗碗之間，為楨講研究曆史之方法，及明末清初甲乙之際史跡，楨輒引筆記之。楨之所以略知史部薄錄之學，纂輯《晚明史籍考》，研治明季“奴變”，清初東南沿海遷界，江南園林建築，以及南明史跡，粗有輯著，皆由先生啟迪之也。
梁啟超是近代明清之際史學的開山祖師，謝國楨先生在他的親自教誨下，予以發揚光大，成果累累，對彼此來說，都是幸何如也！謝先生曾吟哦“憶昔梁門空立雪，白頭愧煞老門生”的詩句，那是過謙了。其實，應當說，若非梁門曾立雪，焉能中外傳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