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句老話。1989年秋，當時我並不相識的武漢高戰先生，在報上著文，用此話作標題，肯定我的一本書，很令我感動。午夜夢回，我不免暗自心驚地反問自己：我當得起這樣的盛譽嗎？這不時的反問，至少也可以減少自己的文人的通病，每每三分得意，便七分輕狂。平心而論，時下著述多如牛毛，但能當得“功夫文章學子書”這七個大字的，恐怕充其量也不過是萬分之一。近讀陳學霖教授的新著《明代人物與傳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我覺得用“功夫文章學子書”評之，他是當之無愧的。
此書由《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明初都督寧正父子傳記輯補》、《〈明史·徐賁傳〉糾謬》、《劉伯溫建北京城傳說探頤》、《〈莫武神·永樂像〉傳說溯源》、《王景弘下西洋之史事與傳說》《李賢與“土木之役”史料》、《漆工楊塤事跡考述》、《暹羅貢使“謝文彬”事件剖析》十篇學術論文組成。即使是史學圈外的人，看了這些文章的標題，也能感受到其學術分量。這些論文雖然都發表過，但此次結集前，每篇都經過著者的修訂和潤飾，而有幾篇文章。由於新史料的發現，著者更作了大幅度的增刪改動，充分顯示出孜孜不倦、一絲不苟的嚴謹學風。
學霖先生的這些研究成果，對明史學作出了重要貢獻。例如，海內外有相當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響巨大的吳晗《朱元璋傳》，述及明初文字獄，都依據趙翼《廿二史劄記》《明初文字之禍》等資料，說朱元璋炮製“表箋之禍”，在名士徐一夔、釋來複等所上表章或詩文中，尋尋覓覓，因文字聲音觸犯朱元璋對“僧”或“賊”等詞忌諱，如以“則”嫌於“賊”，“生知”嫌於“僧知”，“法坤”嫌於“發髡”等而慘遭殺戮，並由此而給朱元璋下結論：“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學霖先生對此未敢輕信。他旁證博引，鉤稽史實，以史源學為突破口，發現此類案件，明初文獻並無記載，嘉靖以後的野史稗乘，才議論紛紛，而到萬曆末年的《國朝謨烈輯遺》則更寫的有鼻子有眼，像煞有其事，至清人趙翼的《廿二史劄記》則已集大成，儼然定讞。經學霖先生考證，徐一夔壽終八秩，何嚐死於明太祖刀下？來複涉嫌與胡惟庸同黨而死，亦與文字獄無關。如此等等，所舉證據，均確鑿、過硬，堪稱鐵板釘釘，有力地廓清了明初史研究中的幾重迷霧。尤憶十幾年前，明史學界的老前輩王毓銓教授訪美歸來，示我以學霖先生這篇大作的抽印本，研讀之後，茅塞大開，始知海外對此類問題，五十年代初即已注視，而以學霖先生用力最勤，故成果最豐。正是在這篇佳作的啟迪下，我也開始考辨明初文字獄某些史料的真偽，寫了《明初二高僧史跡考析》，（參見拙著《明清史散論》）糾正了《七修類稿》的相關謬誤。學霖先生的其它論文，或考辨，訂《明史》、《明通鑒》之訛，或鉤沉，使湮沒不彰的人與事，重見天日，如指出在土木之變中，圖謀行刺王振者為李賢，弘揚漆工楊塤在中國漆藝史上的獨特地位等，無不顯示出他治明史的深厚功力。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學霖先生用第三隻眼睛看明史。這指的是他以社會學、民俗學、宗教學的獨特視角，審視劉伯溫建北京城的傳說，小中見大，指出傳說故事雖然荒誕不典，但從中仍可窺知某些蒙古習俗、明初在北京和南京建城的史實，以及蒙漢兩族民族傳說的相互交流，顯然具有重要價值，值得史家垂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樣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我以為，此文與他在1970年發表的研究《燒餅歌》的大作，有異曲同工之妙。
陳學霖教授原籍廣東新會，1938年生於香港，後負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哲學博士，專攻宋元明史，著有中、英文《宋史論集》、《劉伯溫與哪吒城》等十種，可謂著述宏富。學如積薪。他是個拾薪不輟者，厚積薄發，與輕薄為文者有天壤之別。幾十年來，為了史學，他常年遠離在美國的妻兒，先後在澳洲、新西蘭、日本、香港、台灣等地講學、研討，犧牲了不少親情。“道路隨緗帙，乾坤到彩毫，丁年無曠曰，乙夜有燃膏。”（李因篤：《顧亭林先生二十韻》。《壽祺堂詩集》卷6）學霖先生正是這樣一位勤奮、堅韌的史學家。
虎年2月24日於老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