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時作家薛論道，曾寫《桂枝香·嘲酒色》謂：
黃黃肌瘦，腔腔咳嗽。做嫖頭夜夜扶頭，好飲酒朝朝病酒。兩件兒纏綿，無新無舊。恰離酒肆，又上花樓。閻羅請下風流客，玉帝封成酒色侯。
這支小曲辛辣地嘲笑了酒鬼兼色鬼，最後兩句，更是幽默形象。這就為我們道出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曆史事實，不僅酒樓通向花樓，而更重要的，幾乎所有花樓同時也是酒樓。這些“風流客”、“酒色侯”最後的結局，多半隻能是身揣酒葫蘆，“死在牡丹下”，那是他們死得其所，當然怨不得別人。從明朝人的小說、戲曲、筆記、野史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沒有酒，像蛇菌一樣顯現其誘人色彩的社會毒瘤——妓院，恐怕早已黯然失色，關門大吉，改為六陳鋪了。在明朝，圍繞著酒與妓女，演出了多少令人難忘的悲喜劇，從而在明代社會生活中，深深地打上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