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委員會”其他主要成員包括：“副會長”孫叔榮，一個曾在倭寇警備學堂留學，回國後當倭寇語言翻譯，後因涉嫌擔任倭寇間諜被國民政府通緝的人。“警察廳長”王春生，曾留學倭寇警察專科學校，回國後在南京當過警官，後被解職。“顧問”王承典，南京城一個從事拍賣業的商人，與南京下層社會混得廝熟，戰爭中又當上“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辦公室經理。“顧問”詹榮光，曾在南京鬧市區夫子廟一帶賣仁丹，也幫助過西方基督教會在南京布道，粗通倭寇語言，倭寇進城後，成為倭寇的翻譯。程朗波，南京商人，曾在南京商會任職；趙威叔、趙公瑾、王仲調：留倭寇國的中國留學生；許傳音、羅逸民、程調元：都是“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委員，羅、程二位，因為不願參加偽政權，乘亂逃出了南京，而許傳音，作為南京紅十字會的副會長，兼任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住房委員會主任。與國際委員會一起工作的，有美國傳教士、中國基督教徒、德國納粹商人、中國紅十字會、中國紅卍字會和黑社會的三教九流。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南京市自治委員會”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南京市自治委員會簡章》規定了這樣幾條宗旨：“(一)解除人民困難；(二)回複地方秩序；(三)勸導工商複業；(四)恢複地方交通。”倭寇把原來存放在南京市政府的米、麵粉、食鹽等撥給他們，後來又強迫“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把救濟物資轉交給自治委員會。
這個時候，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與自治委員會的關係，相當微妙。應該說，自治委員會同國際委員會是對立的。但是，從國際委員會的角度而言，它很少考慮自治委員會的政治色彩，隻是把它作為一個拯救難民的合作組織。當然，最艱巨的任務是埋葬倭寇大屠殺留下的屍體。
說到埋葬屍體，當時有紅卍字會、崇善堂等慈善組織的掩埋隊，自治委員會除了資助這些掩埋隊，自己也組織了一個十六人的掩埋隊，在以後的四個月中，共掩埋屍體九千一百六十六具。一開始，倭寇曾要求把江邊的屍體，亂七八糟推到江裏了事，後來他們又重新掩埋。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一共達十五萬五千具之多：這個數字，成為後來南京大屠殺的最初的統計數字。“自治委員會”做的另一項工作，是動員難民回家。但親曆過大屠殺的難民們怎麼肯回家？倭寇又是威嚇，又是利誘，一方麵開始嚴格軍紀管束自己的士兵，一方麵又說，先回家的難民，每天每人可以發米半升。在安全區裏，已經形成一個非常奇特的攤販市場。當時留在南京的美籍人士沃特琳在她的日記中這樣描述：“如果安全區之外的地方已經冷落成‘無人區'的話，那麼安全區內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熱鬧的‘大市場'：擁擠的人群、各種各樣的買賣。”
然而，攤販們賣的東西，大都是從商店裏搶來，或是從無主的住宅中盜來的。“在擁擠的上海路上，數十個小販在路邊兜售贓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種盤子、花瓶、銅器等等。我們還看見，男人們挑著床架、門框、窗戶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忙碌著，沒有什麼約束。”戰爭之下，人性也是畸形的。現在，自治委員會強製解散了這個市場。
為了把難民驅趕出安全區，自治委員會的頭目們帶領偽警與打手，燒毀難民居住的棚屋，搗毀爐灶，切斷難民的糧、煤供應，在這種情況下，到了後來的二月十四日，“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宣布改名“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這個安全區，也終於關閉了。二月二十三日，拉貝離開南京。
在後來的《陷都血淚錄》中，記載到自治委員會派來小青年到難民營，用發一袋“軍米”作獎勵，動員難民們搬出難民營的情形：難民們都不相信：“米在哪兒呀？你先出去領來給我們看！”這些小青年，當下就漲紅了臉，囁囁嚅嚅地說：“是他們叫我們這樣說的嘛，究竟有沒有米發，連我們也不知道呀！”難民們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