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東家道：“看來，這武士，卻是閑不住的種，或者多是惟恐天下不亂的人。而軍隊為什麼與武士扯上關係呢？”中主道：“東家仔細聽來，我慢慢與你說道。”有丫鬟又上來添水換茶，見裝茶葉的精致小木盒上，用繁體寫著“天山仙茗”，喝起來倒像雲貴高原出產的苦丁茶，隻是味纏綿一些，卻能在微苦中回味出甜來，道：“好茶！”
聽中主道：“戰國時代，有這樣的說法，‘殺人越貨，是武士的習氣。’對於武士而言，吃人或被人吃，生或死，是他們的家常便飯。在牽掛生死的戰鬥中，自我保存的本能，就是武士的生存之道，已經沒有什麼仁義道德。”
以儒教教義來思索武士道，從山鹿素行開始。素行九歲入林羅山門，學習朱子學，不久，又學兵法，自創山鹿流軍學。其軍學包含了武士道，從理論上明確了什麼是武士、什麼是武士道的問題。在《山鹿語類》裏，他指出，武士要從理性上自覺：‘要明確意誌，要曆練德行，要琢磨才能；要經常反省行為的善惡，要立正威儀，要謹慎平常的行事。’素行認為，武士與農工商身份迥異，不能以供給衣食住行來確立生活，為了不做無為徒食的遊民，自己必須明確本分，並堅守本分，這也就是‘誌於道’，即‘曆練德行，實踐仁義’了。他說：‘仕奉主君，修練自己，眾生同此。’道是天命，是絕對命令。故此，開始了武士道與軍人在理論上的結合，而殺人越貨，是武士的習氣。如此而來，軍隊更是‘殺人越貨’的巨大集團組織。
熊東家“啊”了一聲，道：“如此說來，那倭寇軍隊，在自己的疆土上豈不是土匪一般橫行霸道了？”中主道：“他們是一致對外，仕奉主君，修練自己，眾生同此。所以在東洋，在老百姓眼睛裏卻是英俊瀟灑，大明大義之人，人人求知若渴。”熊東家道：“世風如此，人民怎得安生？”中主道：“他們出海而去，沿途所遇，燒殺搶虐，以為快樂，全不把其他民族放到心裏，認為隻有他們，才是天之子民，異族全是低等人種，他們全然沒有武士道的風采和人格！”
中主又道：“儒家把赤穗浪士的複仇，也視為義舉，當浪士切腹時，林羅山作詩詠道：‘天還未助忠貞啊！’林門的儒家，也紛紛奉詩唱和。
對此，首倡異議者，為荻生徂徠。荻生認為，法或道德並非天然，而是聖人作則。立法的聖人，雖然也是人，但卻是超越了人的另一種存在。此存在，或如天道，或為天命，由此得出結論：犯法者必罰，違法者無義。而山本常朝對此隻一言：赤穗浪士的複仇，錯就錯在沒有當機立斷。他認為，浪士複仇，就行為本身而言，可歌可泣。報仇不一定要成功，一定製定周密的計劃才能行動。
既然是武士，成敗就當作別論，結果並不重要，行為本身才有意義，因此，衝決一切束縛和顧慮，立即複仇，方為大義。假如仇人已死，向誰報去？對於瞻前顧後、左思右想的武士，山本常朝挖苦他道：‘上方 的人是小聰明，而世間褒獎才是大智慧’。”
山本常朝說的報仇，就是立即奔到戰場，哪怕敵人有幾千人，也要拚命的殺，至死方休。不要用謀，若隻是一根筋地豁出命去，就是最好的。
在長崎鍋島藩，深堀房屋用地的兩個侍人，與仆役長因為一些細小的事而口角打了起來，高木一方的家臣、仆人等十多人蜂擁而來，終於將二人群毆一頓，甚至奪了他們的刀。毫無悔念的兩人，立即打發人到某藩領，令他們送來刀，辭掉職務。聽說事件原委的三右衛門的兒子和男仆，立即奔來，四個人在當夜襲擊了高木的房屋，擊斃許多家臣，然後放了一把火，從容就義。全部是剖腹自殺！
事情之始，是與花樓女人有關還是無關的小事，為此竟然有十二人切腹自殺。山本常朝斷言，隻有這樣的精神，才是武士的生存之道。和山本常朝生活在同時代的室鳩巢也說：武士做的事，又殺人又奪地，所以粗暴就是道理，這與儒教所說的仁正好相反。但是，不從仁出發，那是真正的武嗎？真正的武，要以仁為根基。
很顯然，這是從儒教折射出來的武士道。但是，山本常朝不這麼認為，他說：以中道為最高境界，非武士道，武士道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敢為天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