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主道：“不然，死狂之書，公然指導武士斬首的。書中說道：佐賀鍋島藩祖直茂，向其子勝茂說：‘要使斬首習以為常，得先對處刑者斬首’，於是在其西方衙門內，排列十人讓他嚐試斬首，勝茂連續斬首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強壯的年輕人，就說‘已經斬夠了，那家夥讓他活吧。’這人才免斬得救 。這一次的‘百人斬’的殘酷，在書中可以窺見。”
中主又說；“武士道的淵源，卻是東洋的神道和佛教，及我國的孔孟之道。乃是武士必須遵守之規則。武士道之究竟，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訣竅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為主君，以至於，毫無保留的舍命。反傳統儒家‘士道’。儒家講究君臣之義，君臣義合、父子天合之人倫，武士道卻以為主君，而令自己不怕死、不要命為根本。
神道教之基礎，乃是是非不分。如此，武士道導致兩重極端：自狂而自卑；信佛而嗜殺；重禮儀而野蠻殘暴；追求科學而堅持迷信；欺壓弱者而順從強者，不一而足。他們講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無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盡臣道)，達到絕對之盡忠。儒學則以孝為本，盡孝才有價值。如果‘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然，如果‘君有過’，臣‘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武士道認為，儒家的‘士道論’為貪生怕死找借口，慎於人倫，注重主君的道德，才選擇生死，則麵對死卻不幹脆去死。唯有純粹徹底的覺悟死，才是武士道。武士道徹底的覺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語、起居動作，也就與眾不同。禮儀端正，才是武士之表。武士要‘死的幹脆’，主君要你切腹自殺，武士得切腹自殺，這是東洋鐮倉武家時代以來的傳統。武士道精神，是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毫不猶豫地死。一般人對生命執著，武士道則持否定的態度，認為隻有死是真誠的，其他的功名利祿都是夢幻。當一個人舍棄名利，以‘死身’來義勇奉公時，就可以看到這世間的真實。武士標榜的是精神上的優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戰勝自己，才能戰勝別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不要命與要人命息息相關，因此死狂是殘酷的武士論語。”
中主說，武士道興於藤原氏，那時候專權，政治黑暗，武士的形成，與天皇集權瓦解，和莊園製發展相息息相關。大化革新以後，實行的征兵製，隨集權製的衰落，也日趨鬆弛。9世紀初改行“健兒製”，導致了服兵役成為貴族的專製，軍隊素質很差。而各地莊園興起，莊園主為領土的安全，慢慢派遣一些人去訓練，逐漸成立武士團。就連寺廟、神社有了組織了“僧兵”。為了對抗，地方勢力也有富豪組成的武士團。無數分散的武士聚集起來，漸漸形成了勢力。被任命為捕頭、押司等，並且擁戴出身名門的武將為靠山，發展到軍隊也以武士的死狂為戰鬥精神。所以，倭寇的軍隊，其實是把武士集中起來了，因此，他們為找死而斬殺他國人民，並沒有一點愧疚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