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冕：把日子過出詩意
中國夢
作者：李璐
謝冕先生今年83歲了。
先生老了，親友們總是勸他好好保養，要活到一百歲。聽到這些善意的祝願，先生心裏很不是滋味。
不是懼老，而是他越來越感覺到“壽”字背後的空虛與乏味。如果精神與肉體能夠同步衰老，那是一種值得欣慰的和諧，而先生不是這樣。
頤養天年的日子謝先生過不來。養花養草玩鳥遛狗他不感興趣，下棋打牌更不會，甚至不辦壽，過節、過年均從簡。
在《我的西郊生活》裏，先生寫下這樣一段話：“我平生不甚用功，做文章也是隨心所欲，不忍過於苦了自己。唯有這夜闌人靜之後的這種寫作才是愜意的，也說得上是‘認真’的。”
寫作：做詩歌的“孩子”
讀過謝先生的詩歌與評論，我總覺得他是孤獨的，冒昧地這樣想。
謝冕自少年時代喜歡詩，喜古典詩，也喜新詩。古典詩，它站在高處，他是仰望的；新詩就在他身邊，很親切。古典詩好像一座高山在那兒，謝冕很向往，但是心向往之而不能及；新詩是身邊的，好像就是朋友，對新詩有一種很親近的感受。“我從少年時代就是詩歌少年，很喜歡詩，而且也學著寫。年紀大了對成熟的人生回顧起來，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幼稚，那麼天真，居然寫了那麼多。”但感情很淳樸，謝冕從新詩中懂得了一個道理，即詩歌和人的情感、和人的內心世界是有關係的，特別是和自由的內心世界、一種無拘束的情感是有關係的。倘若離開了自由的表達，謝冕認為可以不要詩。正是因為詩歌是和心靈非常接近的一個文體，所以大家很喜歡詩，熱愛詩。受到“五四”新文學、“五四”新詩革命的一些前輩的影響，謝冕看到他們能夠把自己的內心世界表達得那麼充分，那麼無拘無束，便萌發了“這個境界實在是太美好了，我也要學”的想法。那時，謝冕知道胡適，知道郭沫若，但是後來出現了一些新的詩人，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我覺得他們的表達更契合我，和我更加靠近，我就是這樣接近了詩，學習詩，夢想做詩人。”
20世紀50年代，謝冕與其他5位作者共同寫成《回顧一次寫作——新詩發展概況》，“那是很複雜的一個產物，也可以說是少年無知，受到一種號召，那對詩歌曆史是歪曲的寫作、歪曲的表達。那也是曆史的產物，曲折、同時充滿了內心矛盾的產物，現在我把它保留下來了。”當時隱隱地感覺到這是錯的，但又不敢說不對，好像應該是對的。
謝冕一直盼望著新詩走出絕路，讓青年看到希望（希望即新詩能夠和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內心世界結合得很好，從而表現出來的一種狀態）。於是到了十年動亂結束、政治的狂熱過去以後，到了新時期。20世紀70年代中期，“文革”結束前，遇到了現在的朦朧詩，後來又遇到了被流放的那些詩人的“地下寫作”，謝冕覺得他看到了希望：“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這就是當時的心情。我當時能夠毫不猶豫地站在新詩潮的潮流當中，來表達我自己的感受，這就是我所盼望的詩歌，我所想念的詩歌，終於回來了。”
為師：尊重其自由發展
“盡量不要打擾我的學生吧，他們太忙。”在我提出要側麵采訪先生學生時，他特意叮囑我。
謝冕的學生，大多活躍在當今學術界。學生張誌忠說，謝先生尤為可貴的是他對青年詩人的著意扶持。30餘年間，他為青年詩人寫序作評，不遺餘力，在當代詩評家中可以說是為數最多用心最多的。收在《閱讀一生》中的《女性的天空》全輯，隻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早些年間和先生交談，我曾經勸他說，不用這樣來者不拒地接待和支持每一個來訪者、來信者的作序作評的懇求，這樣的雜事太多，沉不下心來，會妨礙了做更重要的學術研究。”但先生對曰：不能把青年人擋在門外啊。那些來自遠方的訪客和書信，在先生這裏得到了熱情的回響。不管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還是詩人們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不管是有過一麵之緣，還是素不相識，在先生這裏都不會碰壁。甚至還有這樣的情形，一位不知名的青年人已經去世，他的哥哥為了滿足亡者的心願，將他的詩歌編成集子，到先生這裏求序，他欣然允諾。在先生這裏，與青年詩人的交流，並無等級差序，首先是一種情感和詩性的撞擊。就像魯迅當年，為那麼多的青年作家寫序，稱讚青年人的生命熱力，被魯迅評價過的青年作家，有許多今日已經湮沒無聞，反而是魯迅的文字成為評論文體的典範。但是，文學評論，畢竟不是選擇“績優股”和“潛力股”進行投資，扶植新人、推薦新作，以“新鬆恨不高千尺”的迫切，為新人新作推波助瀾，又在這種推助中，為當下文壇留下參差錯落的風景，才是這些真正有見識有熱情的大家風範。謝先生惜才，張誌忠上學時常在先生家吃飯，受到很大關照。畢業時被分配到總政文化部工作，但他一心想做學問，一日晚上，謝冕把張誌忠叫到自己的家中，主動幫他介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