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
一味地“沉迷”在文字和語言裏麵，對文字的錘煉打造和摸索的結果，就是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職業作家。隨著非凡的文字連綴能力的形成，其職業技巧會越來越高，杜撰本領越來越大。一切將變得容易，創作似乎是伸手可及的事情。一種職業作家才有的生活習慣與氛圍，從此將把他層層包裹起來。可是如果在這樣的氛圍和環境裏悶得太久，悶得透不出氣來，又會“發餿”。
作家寫久了，詞彙很多，腦子裏還沒有想出東西來，筆一落紙就可以“生花”，但生花不一定結果。僅僅是相當漂亮的文字還不夠，還不能最終達到目的。盡管閱讀中會被文字的美一下抓住，但卻不會被深刻的感動深深擊中，這是兩碼事。所以有人就說，某某作家，他隻要一出手就可以得個六七十分。這個說法不錯，因為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扔掉了語言當然什麼都沒有了；問題是一直寫六七十分的作品，肯定也不是作家的期待和理想。
因為這個分值太低，要求太低。如果一個作家寫了十年、二三十年，仍然隻是依賴這種職業的能力，那他就永遠成不了一個傑出的寫作者。顯然，他到了這樣的份上，需要盡快地超越語言了。文學的本質，也還是一種生命的創造，是一個生命在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感悟、感動或憤怒，是一個生命與客觀世界衝撞的結果，是與這種種世相對應的緊張關係。我個人覺得，一個好的作家到了後期，也許要把自己的職業意味磨損得越淡越好。因為職業化地感動、天天感動、按部就班地感動，這既不可能也實屬荒唐。
有一個我很尊重的作家，他的寫作量並不大，卻往往能夠出手驚人。他沒有那麼平穩的書齋生活，而是經常往外奔走—不是去作家們的聚會、去開不完的筆會討論會等等，而是出城遠行，去鄉間大地。就是這麼一個人，他在剛剛實行生產責任製的時候，因為聽說那時的水利設施被破壞得很嚴重，就掮著自己的大包，到各個地方搞專項調查去了。“文革”前後建好、後來遭到破壞的水利設施，被他一一看過。同時農村教育，糧食畝產，醫療情況，村政權成分，人口流動，種種情況都一並作了記錄。他跑了大約有半年，對農村的教改、醫療、失學等等問題都取得了許多數據。
有人會覺得他傻，白白耽誤了工夫。要知道這個作家一般沒有寫什麼農村題材，他主要寫的是知識分子和城市的作品。可是他感興趣的生活麵似乎要比作品中呈現的寬廣得多。他十幾年來的調查和記錄，走過的地方，真是太多了。這對於他簡直就是一種功課，生活的功課和寫作的功課。也許這功課並不能從某一部書中得到立即運用，不能明顯地迅速地受益，但它的功效我想會是長久的。
現在的人忙於日常的繁瑣生活，如果是一個城裏的寫作者，那麼每天將有多少事情纏上他，什麼專業的、人際的、圈內圈外、書裏書外，更有對一個具體作品的準備和籌劃，這其中不可言說的辛勞，真是千頭萬緒。可是這些忙亂既很有意義，既是生活的一種，又是一個圈套，它會使我們的目光和眼界漸漸固定在一些地方，而這個地方從地理意義到心理意義，都是相對狹窄的。我們將自己隔離在更廣闊的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之外，於是不再有更真實更開敞的生命視野。我們盡管寫一些城市生活甚至僅僅是知識中人，但我們知道得還是太少，參照物還是太小。於是我們就不得不回到書上來，回到文字上來，不得不更加依靠自己的拿手好戲，即我們百戰百勝的語言。
這個世界對我們而言永遠都有一些陌生的地方。不斷地接近這些陌生，這對我們真的很重要嗎？這需要時間和精力，需要一個決心。大山大河、不熟悉的人群，還有最偏僻的生活角落，這些不可能一一留下我們的腳印。但是這並不能構成我們冷漠的理由。不能停止的探索心、追究心，更有好奇心，可能是一個寫作者葆有強大生命力的最後秘密和不絕的源泉。事實上對於寫作者而言，或萎縮或生長，或不斷地保持和擁有發現，或囿於無知的籠子裏沾沾自喜—僅僅是這不同的情形而已。這在我們的作品中是會留下清晰的痕跡的。
一個寫作者既有職業作家的深刻功力，又有對這個時代最新鮮的眼睛；既有非凡的直覺力，又有對事物的實證功夫和把握性，那當是多麼可靠的工作途徑。這才是一種超越。讀這樣作家的作品，有時會有一種觸目皆是新鮮、一以當十的通透和快感。相反，我們平常所感到的陳舊、空洞，並不僅僅是指故事，而是從裏到外滲流而出的那種勉強和無聊—聊勝於無，最後也就是無了。而一個不斷地介入真實生活的人，他筆下的每一個字都充滿了動感，每一個符號都不再安分。新的信息不是在句子裏，而直接就是在心裏。
我們大家同處於其中的這個社會和時代，唯有他知道得非常多，他的信息量大，感觸多，所以他才不停地告訴給我們最新最生動的故事，傳遞最不同於一般的情感。這裏當然不是說他看了什麼就去寫，不是；很可能他看到的那些東西，一輩子也寫不到。但是所有這一切裝在心裏，那種潛移默化的力量才無法估量，才可怕。感動會疊加和發酵，暫時消逝的記憶會複活。點點滴滴留下來、滲出來，彙成大川也是可能的。他的文字有一天會強烈地衝刷我們，讓我們不得安寧。
穿行
作家就穿行在“沉迷”與“超越”的兩極之間。“沉迷”是“超越”的基礎、條件和資格，不能夠“沉迷”，也就根本談不到“超越”；而“超越”是“沉迷”之後的一個境界、更高的境界。最近我讀了一位土耳其作家的作品，感受良多。這個作品，在我個人的標準裏麵，也就是個二流的作品。但它有一個很突出的、跟時下許多作家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其非同一般的知識背景—作家背後有深厚的知識支撐。他杜撰的能力、他的職業耐心，都是第一流的。可見沒有長久的“沉迷”，是不可能達到那樣的水平的。
這使我想到，對於另外一些作家，當然更包括我們自己，更大的問題恐怕還不是一個怎樣“超越”的問題。我們對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愛不知，更談不上“沉迷”。現在我們對西方的文學作品翻譯得很多，什麼都翻，隻要好賣，垃圾也翻。這像外國對待中國的文學是一樣的，以賣為主，市場先導。而過去我們翻譯的，大都是一些經典作品，翻之前要有極慎重的論證功夫。當然那時因為有禁忌，要看它的政治觀點，所以我們也翻譯了大量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品，有的可能不是太好；但大致上，在“文革”之前和“文革”剛結束的時候，我們翻譯的作品都是有定評的、大師級的作品，這方麵的作品居多。現在我們閱讀翻譯作品就要非常警惕了，因為有人完全在看市場的眼色，承認某本書是垃圾，語言粗糙不堪、格調也不高，但是因為它賣得好且拍成了電影，於是就趕緊把它翻過來。這和市場國家對我們國家作品的介紹是一樣的。所以許多時候我們寧肯讀那些曾經讀過的、感動過我們的幾十年前的譯作。如今它們仍然讓人非常高興和愉悅。因此，我們現在的閱讀要變得越來越保守：更多地讀外國經典、讀中國古代的作家。
現在，由於整個西方文化的強勢推動，我們自覺不自覺地吸收了大量西方的東西；我們對於自己民族的、自己賴以生存和立足的文化土壤，卻是所知甚少。而沒有對於自己民族文化的“沉迷”，沒有文化之根，其他也就很難談得上。我們的想象力創造力，都會大打折扣。於是，我們的問題就是怎樣成為中國民族文化的“沉迷”者，而後再講其他。中國文學要在整個世界文學的版圖裏構成重要的一塊，也必定是從自己的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這是一個重要的、基本的條件。大概沒有哪一個民族的作家不把自己的文化作為深厚的生長基礎。前麵說到的那位土耳其作家，當然也是如此。他的想象和杜撰，總是從自己的文化之柢上開始的。
我們現在則有點怪。當代的寫作對於中國的文化、對於國粹，竟是如此地冷漠。雖不能說一無所知，但還是隔膜，沒有什麼感情和興趣。到許多作者堆裏，聽他們滿口談的都是網絡上或什麼大片、什麼舶來品，夾雜著磕磕巴巴的幾句外語。這樣的狀況，根本談不上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心、談不上文化的定力。什麼時候中國的寫作者“沉迷”於屈原、蘇東坡、陶淵明、李白、杜甫，就像現在“沉迷”於西方的作家和所謂的影視明星一樣，中國的文學大概就有希望了。
說到國粹，想起了京劇《鎖麟囊》。那裏麵程式化的表演實在是太美了，更加讓我感到親切和驚訝的就是，它是演膠東的事情：從登州到萊州的故事。京劇中的精品是一代代藝術家積累下來的，是一種做到了極致的藝術，其中有這個民族不可思議的美的特質在裏邊。京劇藝術是一場連續不斷的美夢，是立體之詩，一個中國人迷入其中一點都不讓人驚訝。類似的更有書法、繪畫、棋藝；還有凝聚了藝術與科學的中醫，那更是深不可測之物。說到詩，文學，想到了李白，我們這撥作家裏麵有幾個迷於他喜歡他的？不知道。這裏不是指機械地背了他的多少首詩，而是說對於這樣一個神奇的人物，對他的品格、個性，他那怪異超拔的靈魂，能在多大程度上與之呼應？我們真的懂得他嗎？
剛才說的中國文化、中國藝術，是我們的根柢。我們將由此萌發並逐步生長起來。從這裏出發，才有可能走得更遠，才能真正受益於世界的藝術、穿行於不同的藝術之間。沒有這個基礎，失去了這個條件，也就沒有了出發地，所以東西來去的文化穿行也就不存在了。
沒有這種穿行，我們一直寄希望的創造力，就將是虛幻的、不可靠的。
附：幾個小問題
市場不是標準
市場化的寫作也並非一無是處，它有自己的長處；娛樂化的寫作也很好，也是一種路數和選擇。但人的誌向是不同的，如果你有更遠的向往，對高闊的詩意不能忘懷，想當另一種意義上的寫作者，那麼就未必一切以市場為標準。實際上藝術家首先要對市場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才能自信和自由起來。
長遠一點看，人們判斷一部好作品的時候，通用的標準大約有這樣幾條：一是在五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裏，看它在重要的研究機構和研究者那裏被援引和研究的次數；二是看它在權威的文學史和教科書裏所占的比重和地位；三是看它印刷的數量、即累計起來擁有多少讀者。這幾條標準並非十全十美，仍然有些粗陋。不過僅僅用這幾條標準衡量，那些暢銷一時的作品，在市場上風行的作品，也完全不一定或根本就不能符合。
但讓一切和市場要求對立，那似乎也不必要。不過我們最好知道，贏得當下的支持，是一種可能，一種機緣，但卻不是一個標準。
靈異和動物
談《刺蝟歌》裏麵的靈異，會引出很多話來，這裏不想更多地涉及這些。但我們真的不能簡單地看待自然世界、不能概念化地認識周圍的這個世界。世界觀的問題比較大，我們受到的最基本的教育中，有許多是談這個的。但我們置身的這個世界的確是有許多未解之謎，它們需要記錄和關注。在文學作品裏，寫到動物和靈異，一般都是作為一種手法來運用和理解，如果這樣倒也好辦了。如果超出了這個界限呢？那怎麼辦？
我想，生活中更為複雜的存在還是有的，我們麵對的是沒有盡頭的探索，這個觀念我是確立的。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我覺得這個“知天命”沒有教科書說得那麼簡單，它大概在說對更複雜的事物，要有一點“知”的覺悟；到了五十歲的時候，如果我們還局限於已知的科學發現、教科書的詮釋，對於生命中極其複雜的現象的理解還停留在這樣的水平上的話，那就不能叫“知天命”了。在理解生命方麵，我們也許要給自己留出更大的餘數。
有些經曆，有些現象，也許不能完全用“封建迷信”來打發。人與動物的關係，比如我寫到的那片無邊的林子裏，有很多的動物，它們都是很靈異的。有一次同學們走過一塊地方，聽見路邊的灌木裏很吵，就扔了塊石頭進去，結果一群狐狸什麼的跑出來了。後來有一位上年紀的女人病了，她在炕上敘說的都是那個場景：我們一群正在路邊聚會，你們一幫頑皮的家夥卻扔石頭砸我們，結果把腳踝骨傷了！類似的故事在廣袤的村落裏多極了，並非全是演義。一個人與這些相處日久，將來從事寫作時，就不會完全將其當成魔幻現實主義之類的手法了。這就是生活實感與後天學習的區別了—有沒有這種區別是不一樣的。它更多的是一種生活態度，是對這個世界、對自然的尊重和信服，這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種“沉迷”、一種執著吧。
齊文化
一般人談到齊魯文化如何如何，細聽一聽，他隻是在談魯文化，齊文化幾乎就沒有涉及。齊國的文化與魯國的文化區別很大，許多方麵大到了甚至很難互補的地步。齊文化在我的認識裏，其重心又是不斷東移的過程：一開始在臨淄，那是她的鼎盛期，比如有名的稷下學派，那是其代表。一幫天下的學子在一起開放大言，不計後果，且得到了最高權力者的激賞，當然浪漫得很。這個百花齊放的故事有名極了，是中國曆史上最引以自豪的一大精神景觀。但是稷下學派的思想並沒有在中國發揚光大，也難以發揚，因為那是百家—各種不同的思想，散開了，交織了，發揚誰的思想是一個問題。那麼作為一種學術和藝術的精神呢？也隻是提倡，真要發揚起來就更難了。大家一齊說話，聲音混雜些了，難免就會有刺耳的聲音。
後來秦國打過來了，一幫放言的人隨著齊國的滅亡也就散開了、東移了。他們主要的立足地就是東夷—今天的膠東，那是一個半島，還有一道道海島鏈，一直延伸到今天的遼東半島、韓國與日本。所以大詩人李白說的“海客談瀛洲”，就是那裏。那是一個虛無縹緲之地、亦仙亦幻之地。道家在那裏大盛，方士在那裏大盛，可見就不是偶然的了。秦始皇一切都有了，還想長生，就讓東夷一個叫徐福的人—這個人大半是今天龍口市的人—出海為他尋找長生不老藥，結果徐福領得了無數人員和寶物，一去不歸，據說是到了當時的蠻荒之地日本，做了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