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如果爭而不忍，不僅可能亂“大謀”，而且可能“誤了卿卿性命”。就拿晉朝那位大富豪石崇來說吧，他在任荊州刺史時，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之後便忍不住與貴戚王愷鬥富，想爭個高低。更為可悲的是，他還不忍孫秀的小辱，以致遭到孫秀的報複，惹來殺身之禍。
的確，在許多情況下，遇事是忍還是爭，反映著一個人的胸懷與風度。心高目遠、誌大氣定者，大多不會在意義不大的小事上去爭，他們往往會忍而讓之，不予計較。
清代中期有一個“六尺巷”的故事。據說當朝宰相張英與一位姓葉的侍郎都是安徽桐城人，兩家祖屋是毗鄰。起屋造房時，兩家父老為爭地皮發生了爭執，各不相讓。張老先生修書京城，要張英出麵幹預。張英不以為然，在回信中寫了一首詩對家人進行勸導，詩曰：“千裏家書隻為牆，再讓三尺又何妨？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於是，張家把院牆主動後退三尺；葉家見此情景，深感慚愧，也馬上把院牆後退三尺。這樣，張葉兩家的院牆之間就形成了六尺寬的巷道。兩家人後來前嫌盡棄，相安無事。
相反，一個人如果心眼狹小，胸無大誌，就會錙銖必較，凡事都不能忍讓，非得爭個你死我活。元朝學者吳亮說：“能忍者，必能立天下之事。圮橋匍匐取履，而子房韞帝師之智；市人笑出胯下，而韓信負侯王之器。噫，可不與忍歟！”就是講的這個道理。有誌向、有抱負的人是不會因“小不忍”而亂“大謀”的。當然，也有一些有野心、搞陰謀的人，為了掩飾自己的企圖而“潛伏爪牙忍受”。如拜楊貴妃為幹娘的安祿山，自閹進宮的魏忠賢等人便是。他們懷著個人野心的“忍”，與我們提倡的“心底無私天地寬”的“忍”有著質的不同。
然而，講“忍”的同時，更要講“忍”的原則，並非事事都是“忍”的好。在日常生活中，無關大局的生活瑣事、小事，我們可能用“忍”去寬容對待；但在工作上、事業中，尤其是涉及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就不能一“忍”了之，而應當仁不讓，據理力爭。比如，晏子使楚時曾多次遭到楚國人的侮辱與奚落，如果他忍氣吞聲，不去巧妙地與對方進行“智鬥”，齊國就不可能改變弱者的形象，晏子無疑就會成為沒有錚錚骨氣的“窩囊廢”。
因此，忍要忍得有意義，爭要爭得有價值。如果說爭而不忍是小人，那麼，忍而不爭就是弱者。在人類社會，爭，可以說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方式，如“競爭”、“鬥爭”、“爭論”等都是為了“爭”得一定的位置，一定的利益。一個人如果沒有一點“爭”的意識，不講原則，不分是非，萬事皆忍，逆來順受，就會導致軟弱可欺、任人宰割的“奴隸主義”，是沒有任何作為和出息的。
“忍”的目的是為了“爭”，“爭”的方式可以是“忍”。
越王勾踐忍辱負重，臥薪嚐膽，是為了滅吳興越。在吳越爭勝的鬥爭中，他“爭”的方式就是“忍”。隻有忍，才能爭，隻有爭，才能勝。
任何忍都必須有限度，如果無限度地忍下去，就會無限度地受欺侮，直至淘汰，甚至滅亡。我國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魯迅就曾對這種忍性極好，忍得近乎麻木的人，發出過“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感歎。
任何爭都必須講方法，有分寸。瘋狂地去“爭”、不講策略地去“爭”，不僅爭不到想得到的，甚至可能失去已經爭到的。有理、有節、有力地去爭才是最明智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能抓住每一個便宜就去占，適當地放寬自己的心態，得饒人處且饒人，不該占的便宜絕不能眼紅。有了這樣的心態，你會發現每個人都很好交往，你也會很輕鬆。
該忍時就不要爭，該爭時就不要忍。鬥爭中忍，在忍中爭，二者融會貫通了，才能在為人處世中表現出非凡的氣度、風度和力度，才能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得與失
古希臘時期，曾有一位學生問哲人蘇格拉底：“請你告訴我，為什麼我從未見過你蹙額愁眉，你的心情總是那麼好嗎？”蘇格拉底回答說：“因為我沒有那種失去了它就使我感到遺憾的東西。”
蘇格拉底的好心情與他的得失觀是密切相關的。
人生總是這樣：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失，總有所得。一個人總是患得患失，心情能夠好起來嗎？能不感到身心疲憊嗎？這也喜歡，那也想要。隻想得、不想失的心態最終會讓你自己永不滿足自己已有的，總是盯著別人的，這樣是可悲的，也是可憐的。
人赤條條地來到這個世界上，不斷地追求想得到的東西，但得到之後，終會撒手而去，化作塵土。正如《紅樓夢》中的《好了歌》所唱的：“世人都曉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隻有金銀忘不了！終朝隻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這並不是看破紅塵，客觀事實也確是如此。在曆史的長河裏，任何人都隻是來去匆匆的過客，誰也不可能永久地擁有什麼，凡得到的，終究要失去。重要的是，在這樣的得失中，如何才能讓短暫的人生變得更富有意義和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