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內部有一個三角關係。那就是：父親、母親和子女三方麵組成的血緣和親情的金三角。這個三角關係處理得好壞，直接關係到家庭的幸福。我們在這裏主要講講父母應該怎樣處理同孩子的關係。
父母怎樣和未成年子女相處？
從出生到18歲，是子女在自然和生理意義上的未成年期；從學齡前到上小學、初中、高中、大學，一直到孩子就業之前，是子女在經濟和社會意義上的未成年期。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我國有近七成的未成年人在農村。這就是說，農村父母肩負的責任格外重大。
當孩子呱呱墜地的時候，不但意味著家庭增添了新的成員，也意味著孩子的親人的人生角色發生了轉變。你當媽媽了，他當爸爸了！十月懷胎的辛苦，朝夕盼望的煎熬，現在終於有了結果了！歡喜呀，快樂呀，會像奔騰的溪流湧上心頭，特別是第一次為人父母的夫妻，那個高興勁兒往往是言語難以形容的。
但是，高興之餘，不知他們想過沒有，你會當媽嗎？你會當爸嗎？人們往往當孩子長大成人以後才會明白，當父母不容易，當好合格的父母更難。在孩子長大成人以前，父母在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盡到供養和監護的責任以外，還要處理好以下關係：
第一、 摒棄傳統落後的生育觀，樹立實行計劃生育的國策觀念。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養兒防老”“多兒多女多福壽”的傳統生育觀念是很深厚的。許多人認為：“一隻羊是養，兩隻羊是放”、“多個孩子也就是多雙筷子的事”，把生兒育女當成了“小本換大利”，防止自己老了以後沒有依靠的重要途徑。這種認識對嗎？我們來看看美國學者閻雲翔在他的《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一書中所介紹的黑龍江省雙城市下岬村的情況：
到1999年為止，村裏共有56對夫婦生了計劃外第二胎，33對生了三胎或者更多。超生戶最明顯的特征，是他們經濟上的困窘。在33對超生夫婦中，有24家屬於貧困戶，其他9家也隻勉強達到平均水平。更糟糕的是，其中28對夫妻欠下了村裏的超生罰款，許多人在親戚那裏背了債。而撫養孩子的費用又進一步拖累這些家庭。村裏人形容這些超生戶是“越窮越生，越生越窮”，實在成了惡性循環。結果，這裏麵的許多人都被村裏人看不起，他們自己也覺得窩囊。據一些村裏人說，把一個孩子養到20歲，父母每年至少要在衣服上花200元，在醫療以及其他緊急開支上花160元，另外有800到1000元要花在吃飯上。自80年代後期開始，教育費用越來越高，許多父母抱怨說，他們再也送不起孩子上學了。最大的一項開支還是不斷上漲的結婚費用，在過去50年裏，娶媳婦的平均花費漲了10來倍，連蓋房子通常就要花費四五萬元。總的來說，村裏人估計，20年間，父母在一個兒子身上的花費要7萬元，女兒要4萬元。
這還是1980到1999年的情況，進入21世紀以後，撫養兒女的費用就更多了。一方麵是撫養兒女的費用在急劇增加，另一方麵卻是兒女對父母的用處不斷減少。拿下岬村來說，首先，由於土地與就業機會的短缺，自80年代早期村裏就出現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為增加勞動力的目的去撫養子女無異於自找麻煩。其次，早早分家的新習慣減少了成年子女為父母家庭作貢獻的可能，因為子女一結婚就顧著自己的小家去了。第三，傳統的孝道正在瓦解。雖然多數成年子女仍在按傳統贍養父母，但仍有部分老人為避免和不孝的兒子發生衝突而自己獨立生活。往往是兒子越多，越互相推諉，反倒不如隻有一個沒有推卸的可能。醫療體製的改善和嬰兒死亡率的下降也更進一步減低了多生兒子的必要。到90年代末期，村裏人普遍同意，兒子數目的多少對老來是否有保障基本沒有多少關係，最重要的是得有一個孝順的。
黑龍江省雙城市下岬村的經曆在我國農村是普遍存在的。它反映了這樣一個道理：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裏，實行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無論是農業生產還是居家過日子都以人強馬壯為好；進入到現代社會，農業生產逐漸機械化、商品化，農村生活也開始向城市化過渡，科學種田對智力的要求逐漸取代了對體力的要求；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大了養兒育女的成本；而子女對父母的回饋卻普遍少於父母對子女的付出；依賴子女養老的困難越來越大，無節製地生育還有什麼好處可言呢？
第二，摒棄歧視女性的性別觀，對男孩女孩一視同仁。
中國人生育的最重要目的是延續香火、傳宗接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根深蒂固。女孩被認為“早晚是人家的人”，是不能繼承祖業的，所以，這個“後”是專指男性。在農村，由於社會保障條件比較落後，農業生產對男性勞動力的需求量大等客觀因素，農民對生男孩就格外重視。黑龍江省雙城市下岬村的經曆告訴我們，這種重男輕女的生育觀和歧視女性的性別觀是錯誤的，女孩並不比男孩差。村裏的老趙就有這樣的親身體會：
老趙的前三胎都是女兒，為了要兒子，他公開同縣裏來的計劃生育工作組叫板：“我倒要看看誰能管得住我老婆大肚子？！”並且連續又生了兩個女兒。1983年，他老婆被動員結紮，他要兒子的計劃也徹底泡湯。他為此耿耿於懷，整天喝酒，喝醉了就眼淚汪汪地向人傾訴沒有兒子的苦處。
到了1998年，老趙的態度卻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因為他的5個女兒可給他爭了氣。她們都非常勤快，在外麵工廠裏掙了不少錢。老趙雖然沒花多少錢去嫁女兒，但他所有的女兒女婿都很熱心照顧他。別人誇他日子過得好，他以一種先知先覺的口吻說：“我早就知道女兒都會對我好，她們比兒子強多了。毛主席說過嘛，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截止到1999年夏，黑龍江省雙城市下岬村有十幾對年輕夫婦在生了一個女兒之後都決定不生第二胎。國家原來強製推行的人口控製政策已經變成村民的自覺行動了。
在改革開放後的農村，像老趙女兒這樣進城打工掙錢的越來越多。留在農村的婦女也都在種植、養殖、農產品加工等方麵大展身手，顯示了巾幗不讓須眉的氣概。她們對家庭收入的貢獻並不比男性少，有的還大大多於男性。而且，同男性相比，女性在贍養老人方麵往往心更細，更有愛心和耐心，操持家務、當家理財也更有條理。事實證明，21世紀的女性已經成為“裏裏外外一把手”，完全能當好家庭的頂梁柱，再抱著“男尊女卑”的老觀念不放就太可笑了。
第三，摒棄以孩子為中心的親子觀，防止孩子成為“小皇帝”。
自從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種“421”現象：一對夫婦一個孩子加上雙方父母四個老人。這其中的孩子就成了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六個人團團圍著轉的家庭中心 “小皇帝”，真是托在手裏怕摔了，含在嘴裏怕化了。不管家庭條件怎麼樣，他們都堅持“再苦不能苦孩子”，吃穿用都可孩子先來。有的對孩子百般嗬護，有的對孩子千依百順。結果怎麼樣呢？正應了中國一句老話：“慣子如殺子”，下麵這個案例就是個證明：
齊齊哈爾市富裕縣龍安橋鎮龍安橋村村民於海新從小就被母親嬌慣得厲害，花錢大手大腳，吃喝嫖賭樣樣沾染，母親慣著他，借債供他揮霍。不想，慣著慣著，竟慣到了誰也無法管教的地步。他在院子裏放了兩個大鎬把，不是用來種地的，是專門用來打他爹娘的，隻要要錢不給，他操起手邊的東西就打，他爹娘年歲大了，打不過他，經常被打得滿地爬，邊爬邊喊著求饒。後來，於海新的父母帶著於海新的哥哥到銀川打工，把於海新留在家裏。2008年，於海新跑到銀川向母親要錢，母親把打工掙的1000多塊錢都給了他。沒過三天，他全花光了。於海新又跑到大哥家要錢，因嫂子說沒錢，便一棍子將嫂子打出了門。
2009年12月初，他父母帶著他回到龍安橋村。回到家，於海新因父親不給錢，將父親壓倒在炕上，往死裏掐父親的脖子，父親差點被掐暈過去。於海新又向爺爺要錢，沒要來就將爺爺家的牲畜全部變賣，後來又奪走爺爺家的房產證想把房子賣掉。房子沒人買，於海新氣急敗壞地將氣撒到了年邁的爺爺身上。他用雞毛撣子抽得爺爺滿地打滾。於海新的母親上前阻攔，也遭到他的暴打。看到於海新實在沒救了，2009年12月31日，於海新的父母用毒藥將醉酒的他殺死了。當警察將於海新的父母抓獲後，他們含淚訴說了全家人長期受於海新辱罵毆打的情況並交待說：“是我們幹的，這孩子沒救了，留下也是禍害家人，是我們生的，就讓我們了結了他吧。”
於海新父母的行為觸犯了法律，當然要受到法律的懲處。但同法律的懲罰比起來，親生兒子給他們的傷害，恐怕更讓他們痛心和難過。他們的教訓告訴我們，對子女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養是十分重要的。這種教育要從小抓起，要讓孩子懂得自立，懂得感恩，懂得回報，養成尊敬長輩，以善待人，先人後己，勤勞節儉，樂於奉獻的良好品質，當好家庭和社會的接班人，絕對不做“小皇帝”。
第四，摒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教育觀，注重孩子的能力培養。
《黃金時代》1993年第七期刊登了一篇報道：
1992年8月，11名日本孩子和33名中國孩子一起舉行草原探險夏令營。中國孩子所暴露的一些弱點，足以令全國的家長深思：背包裏不是不裝東西，就是隻裝一點點，吃飯多是靠後勤部隊支援。野炊時不幹活，一路丟垃圾，走到半路就病倒了，並以被送回大本營為幸……而日本孩子不但堅持自己背裝滿野營用品的背包，還堅持把用過的雜物都用塑料袋帶走，即使肚子疼得汗珠如豆，也堅持負重走完全程。在日本，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把“野外文化教育和挫折教育”列入學校教育內容之一。美國不但有孩子滿18歲就離開父母獨立生活的傳統，而且國家還以立法的形式鼓勵青少年參加社區服務，讓青少年通過為他人服務換取報酬來支付上大學的費用，同時磨練意誌，培養自力更生的能力。兩種不同的教育模式培養出能力不同的兩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