琨兒常傷風感冒。娘一到，就從她的衣兜裏摸出體溫表，甩兩下，然後就解開琨兒外衣上麵兩粒扣子，從內衣處把體溫表伸進琨兒的腋窩下，她一把把琨兒暖在懷裏，臉貼住琨兒燒得通紅的臉。眼睛就一動不動地看著對麵牆上的掛鍾，不動聲色一秒一秒地數著，一定要數滿300下，才把體溫表拔出來，水平地伸到眼前，立馬讀出燒到多少度。若燒高了，她就喊，快拿氨苄西林，快拿托恩……我第一次見著時，竟大為驚訝：其一是60歲的娘眼神不好，她卻能準確快速地辨出體溫表上的度數；其二是沒有多少文化的娘，竟能順溜地記得拗口的藥物名，且曉得它們各自的用途。
娘最怕琨兒燒高了，燒迷糊了，所以她時時要我們在家裏必備退燒的藥。我是知道的，娘的擔心不無道理。我們全家都在鄉下時，小弟就是燒高了，後來患下了腦膜炎後遺症，弱智了。我曉得，這高燒，燒灼了娘的心，這一直是娘心中永遠的痛。
後來，娘就養成了一個習慣，每時每刻，她的衣兜裏總揣上一個體溫表。
這回，娘也發燒了。父親回老家有事去了，臨走時給我掛了電話。我一上午在辦公室裏忙，其實說穿了就是喝茶看報打電話。中午，又急著和朋友去趕場子（喝酒），就把這事給忘記了。酒醒之後，一拍腦門蓋子，記起父親的話。一車打到父母家裏，沒看見娘，隻有小弟一個人在家。問小弟，弱智而又結巴的小弟說了好大一陣，我才曉得娘是實在熬不住了，一個人上城南診所打點滴去了。
在城南診所，我推門進去，娘躺在床上，正在打著點滴，一滴又一滴，從高空掉下，擲落有聲。
我急急地問娘，您高燒，您燒到好多度？娘說，我試了體溫的，毛毛燒，年輕時經得住，唉，年歲大了，不中用了，隻好來打一瓶水（點滴）了。娘說得若無其事。
坐在對麵桌上的醫生接了話：還毛毛燒，都40度了，幸虧來得早。
娘轉過臉去，岔開話題，和另一個打點滴的老婦人拉起了家常。
娘問：你老人家有幾個崽女呀？
老婦人答：三個，兩個崽，一個女。
娘看了看她單單的一個人，問：他們不管你？
老婦人答：不管。他們都講我太顧這個哈寶崽了，屋也不分給他們幾股。
我再去看那老婦人，原來是住在我們那條街上的冬財的娘。冬財跟我小弟一樣，患了腦膜炎後遺症，是個弱智，與他的娘相依為命。
娘又問：難道生病了，他們也不管？
冬財娘幹幹地答：不管。
娘再也無話。
很長一段時間誰都無話，靜，隻有長久的靜。
娘的血管太細，打點滴的針又用了七號針，很慢很慢。大約坐了一個多鍾頭，我的屁股下麵似生了釘子一般，我有點坐不住了。
娘可能是看出來了，說，你有事，你去你的，我打了針就回去了，不用管我。
醫生卻不屑，你娘打的（點滴）還算快的，那個老婆婆（指冬財娘）都四個多小時了。她的崽都還在外麵等著呢。
我這時才發現冬財坐在門口一側，天氣很冷，他不時地打著哆嗦，還不時地透過拉緊的玻璃門往裏瞅著，也許是想看清楚些，他整個臉都貼在了玻璃門上，臉不是臉，鼻子不是鼻子了，變了形。眼睛，卻睜得老大。
娘也看到了，轉過臉來有點怪罪的意思問冬財娘：你怎麼不把（你的）崽喊進來？
冬財娘答：我不要他陪我來，他要陪我來。他陪我來，他又不肯進來。他不肯進來，他是怕別人聞著他身上的（氣）味。你也曉得的，得了這種病的人，脾氣都倔得很。
娘埋下了頭，我看見了娘在擦眼睛。冬財娘當然不會知道，她這一說，說到了娘的痛處了。
冬財娘先打完了點滴。醫生拔出針，要她自己用手摁一會兒。哪料她想急於起身，一用力，手上的血直冒，滴了滿地，誰也沒有看見。卻見門口處的冬財拍打著玻璃門，嗷嗷嗷地叫著。
交完錢一出門，冬財就在門口扶著娘，沒走五米遠下一個台階時，冬財娘摔倒了。冬財嗷嗷嗷嗷又高聲大叫，近旁的人都擁了上去。
再看時，冬財扶著他娘一步一步走向遠處。
遠處的天暗了下來。
這時，我的小弟向診所急匆匆地走來。
我的臉一陣一陣無由地發燒。
我在心底問自己：在情感和心靈的天空中，我怎麼就弱智了，我連他們兩個“弱智”都不如，我是不是患病了？
我無數次地問自己，也問冬財的哥哥和姐姐。還有，和我一樣“健全”的人，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