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人喜歡聽別人說話幹脆，直截了當，不愛聽轉彎抹角、吞吞吐吐的話語。
錫伯族人崇拜保佑家室、人丁的神靈“喜利媽媽”和保佑牲畜的神靈”海爾堪”；忌諱直呼長輩的名字，忌諱在家說不吉利的話。
蒙古族人喜愛白色，愛談與白色有關的話題，高興別人來祝福；最厭惡黑色，忌諱別人談論黑的話題。
彝族人忌諱背後議論別人的短處，特別是別人的生理缺陷。
赫哲族人崇拜火神，不準別人說不利於火的話，若需用水澆滅火時，要說：“請火神爺把腳挪一挪。”
維吾爾族人談話以長為先，親友見麵互道問候語。
因地域不同而產生的表達差別，甚至在同一個民族、同一個省區的不同位置，也有表現。比如都是漢族，居於大陸者與居於台灣者對同一個概念的表達與接受就不一樣：接班人——傳人，計劃生育——家庭計劃，大學新生——新鮮人，好萊塢——荷裏活，撒切爾——柴契爾，新西蘭——紐西蘭，立體聲——身曆聲，表演——作秀，漁民——討海人……又如同是貴州人，對西紅柿，貴陽人叫毛辣角，遵義人叫番茄，興義人叫酸角，獨山人叫毛秀才。
說話者如果不區分這些地域上的差別，說話目的就難以實現。有些嚴重的差異，如不分清，甚至還會對說話者產生嚴重的後果。
（6）看文化背景說話隨著社交範圍不斷擴大，我們的交際對象也將會有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人，要適應交際的廣泛性，就要考慮不同文化背景下說話的特點，使我們說出來的話與特定的文化背景協調一致。
拿交際場合的稱呼語來說，受文化背景的製約就十分明顯。各民族在長期的社會發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稱呼習慣，能使交際對象產生良好的心理效應。如英美人習慣稱已婚婦女為“夫人”，未婚女子為“小姐”，在比較嚴肅的場合，一般統稱為“女士”。如果錯稱已婚者為“小姐”，在比較嚴肅的場合一般會被諒解：因為，西方女性認為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錯誤”。但是，在日本婦女一般不稱“女士”、“小姐”，而稱“先生”，如“中島京子先生”。
再比如，我們常說“炎黃子孫”，這對港台同胞、海外僑胞很恰當，但對國內兄弟民族說“大家都是炎黃子孫”，人家就不同意，蒙族人會說：“我是烏桓的子孫。”在西方，你對一姑娘說：“小姐，你長得很漂亮！”她聽了格外高興；而在我國，如果跟年輕姑娘她說這句話，對方說不定會大為惱火。顯然，說話不考慮文化背景也是不得體的。
1954年，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國際會議，為了向外國人宣傳中國人愛好和平，決定為外國記者舉行電影招待會，放映越劇藝術片《梁山伯與祝英台》。為此，工作人員專門準備了一份厚達16頁的說明書。周總理看了後批評說：“不看對象，對牛彈琴。”後來周總理建議說：“你隻要在請柬上寫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這一句話果然奏效，贏得了外國朋友的讚賞。
所以，一個人要想使自己說出的話引起對方的重視或取得對方的認可，必須得把握好說話對象的分寸——即見什麼人說什麼話。
會辯——走遍天下說話有時並不直截了當地闡明主題而是采取反證、說反話、先貶後褒等手法，迂回到達主題。在某種情況下，迂回法能夠造成峰回路轉、恍然大悟的說話效果。
香港作家陳告泉在小說《選美前後》中描寫了“香港小姐”半決賽中的一個場麵：主持人向一位參加半決賽的小姐提問：“楊小姐，假如要你在下麵的兩個人中選擇一個做你的終生伴侶，你會選誰呢？這兩個人一個是肖邦，一個是希特勒！”楊小姐立即回答：“我會選擇希特勒。”楊小姐的回答引起了聽眾和記者們的騷動。有人提問：“你為什麼選擇希特勒？”楊小姐從容地回答：“我希望自己能感化希特勒。如果我嫁給希特勒，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會發生，也不會死那麼多人了。”
“嫁給希特勒”，誰也不會料到楊小姐會做出如此回答。正當聽眾震驚之時，“感化希特勒”，180°的大逆轉又使聽眾產生了由衷的敬佩和驚歎。
在一次新婚喜宴上，新郎的好朋友應邀發表祝詞：“剛才，大家對新郎大加讚賞，但據我所知，新郎並不像你們所說的那樣品學兼優。”此言一出，眾皆愕然，有人甚至懷疑這位朋友是不是要挑起不愉快的爭端了。緊接著，祝詞人介紹了新郎如何貪玩、如何疏忽大意的一些軼事。直到結尾時，祝詞人才將話鋒一轉，“所幸新郎並沒反對可能都是說話者獨有的見解和思索。”因此，“引用”就成了說話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有效技巧。
（1）引用的主要類型引用是人們常用的說話技巧。其形式是靈活多樣的，記住原文的可以引用原文，記不住原文的可以引用意思，具體說來，引用的主要類型和方式有如下三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