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用才角度說，社會對人才的需求質高量大，這就決定了大部分可用之才來自高水平育才係統，而學曆必將因其頻率高、可信性強的特點成為現代社會選才的主要標準。
當然，我們清醒地看到，這樣完善的育才、選才、用才的人才體係在今天的中國並未完全確立。談育才，義務教育尚未普及，高等教育更是無法做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經曆我們記憶猶新，能進入北大這樣中華第一學府的又能有幾人？談選才，學校在選才中的主導地位沒有被強調，考試製度不完善，不學無術、混得文憑者也大有人在；談用才，社會上借用人惟賢之名，行用人惟親之實者也屢見不鮮。我們看到了現實，看到了差距，但我們絕不因此失去信心。人類最偉大之處就是不斷挑戰。我們所說的標準絕不是什麼權宜之計，而是在現代社會與完善教育體製同步的社會選才的導向性標準。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回顧曆史，華夏古國是有二千年教育史的禮儀之邦；立足現實，教育已被提到立國之本的戰略地位；放眼未來，以學曆來衡量人才，將不再是海市蜃樓。所以我們今天說，現代社會的選才標準應以學曆為主。謝謝大家。（掌聲）（2）定義正名，為己所用據《貞觀政要》載：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任用魏征做諫議大夫。
由於魏征為人正直，主持公道，得罪了一些人，遭到非議。李世民派溫彥博去責備魏征。魏征因此去見唐太宗說：
“我希望陛下讓我做一下良臣，不要讓我做忠臣。”李世民聽了很吃驚，趕緊問：“良臣和忠臣不是一樣的嗎？”
魏征答道：“不一樣，像古之稷、咎陶，就是良臣；像龍逢、比幹，就是忠臣。良臣以國事為重，公而忘私，本身享有美名，君主獲得好的美譽，子子孫孫傳下去，國運無窮。忠臣則不然，唯唯諾諾，隻為個人打算。君主會因他落得個昏庸的惡名，甚至國亡家滅。這便是忠臣和良臣的區別。”
魏征在這裏由於使用了定義正名：分別指出良臣和忠臣這兩個概念的確切含義，間接委婉地批評了皇帝隻喜歡唯唯諾諾之流，並暗示了這樣做的惡劣後果。魏征的論辯深刻有力，令李世民大為感動。
在辯論中，當辯論隊員碰到一些邏輯上或理論上都比較難辯的辯題時，也可以引入一個新的概念，來化解難題。這樣做不但讓人覺得立意新穎，還可以使自己立論中的某些關鍵概念隱在後麵，不直接受到對方的攻擊。
要使論辯能順利地進行，我們就必須明確概念的含義，也即要明確概念的內涵是什麼。定義正名就是通過揭示一個概念的本質屬性來達到明確概念內涵目的論辯方法。
定義正名是一種強有力的論辯方法，有時當我們麵臨困境，通過給出有關概念的精確的定義，明確其中的含義，便可取得反敗為勝的論辯效果。以首屆國際華語大專辯論會決賽關於“人性本善”的論辯來說，反方複旦隊所要論證的是“人性本惡”，他們所以能取得決賽的勝利，原因之一是因首先給出了“人性”、“善”、“惡”等概念的定義，明確了其中的含義。
他們的辯詞是：
“我方立場是：人性本惡。”
“第一，人性是由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組成的，自然屬性指的就是無節製的本能和欲望，這是人的本性，是與生俱來的；而社會屬性則是通過社會生活、社會教化所獲得的，它是後天屬性。我們說人性本惡當然指的是人性本來的、先天的，就是惡的。”
“第二，提到善惡，正如一千個觀眾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人心目當中也會有一千個善惡標準。但是，歸根到底惡指的就是本能和欲望的無節製的擴張，而善則是對本能的合理節製。我們說人性本惡正是基於人的自然傾向的無限擴張的趨勢。那個曹操不是說過：‘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嗎？那個路易十五不是也說過‘在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還有一個英國男孩，他為了得到一輛自行車竟然賣掉自己三歲的妹妹，這些，對方還能說人性本善嗎？”
本來，“人性本惡”是一個難度極大的辯題，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崇尚人性本善的國度，評判團中大多數專家學者也是人性本善論者，但是由於複旦隊恰當運用了定義正名術，明確了“人性”、“善”、“惡”等概念的確切含義，在論辯中反而遊刃有餘，博得了一次又一次熱烈的掌聲，獲得了評判團極高的評價，最後以絕對優勢一舉奪得這次大賽的冠軍。
再比如1993年國際大專辯論賽上，複旦隊對悉尼大學隊的辯題“艾滋病是醫學問題，不是社會問題”就很難辯。在審題時，作為反方的複旦大學隊考慮；艾滋病的傳播，可以通過同性戀，性濫交，以及血液傳染等途徑，這些都有利於正方。但這裏也有很大的漏洞，它把兩個問題對立起來了。其實艾滋病既是醫學問題，又是社會問題，而現在你要說是醫學問題，就不能說是社會問題，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