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大會上，教育長湯恩伯當著葉劍英的麵給學生發表演說：“蔣委員長對打敗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種跡象表明，共產黨今後是否能服從國民黨的領導，令人懷疑……”
葉劍英見湯恩伯公開散布分裂的論調，非常憤慨，立即走上講台，予以剛正嚴厲的駁斥：“中國共產黨對國共合作的諾言是忠實履行的，實踐中山先生的救國主張也矢誌不渝的，不像有些人早上恭讀總理遺囑，晚上恭讀總理遺囑，這樣天天阿彌陀佛，究竟對國家民族有什麼用？！”
葉劍英說完，拂袖而去。
湯恩伯麵對葉劍英的反駁，瞠目結舌，無言以對，隻得宣布散會。
葉劍英光明磊落、氣度非凡的辯駁，成功地懾服了論敵。
辯論中以剛陽的氣勢、居高臨下的言詞製服對方，有令對方防不勝防的功效。
陳毅與國民黨代表在贛州談判時，國民黨某師政治部主任陰陽怪氣地說：“無所謂國共合作，這種說法在英美不習慣！”
陳毅聽了當即予以痛斥：“你代表誰？代表英美嗎？
若代表英美，就沒有資格和我談判。我們的隊伍要下山，你擋不住，要進贛州，你擋不住！中國有共產黨，英美也擋不住！形勢變了，你的腦袋也得變！”
陳毅膽識超群，鏗鏘激昂，再狡詐的對手也不得不被他的剛言懾服。
剛言辯論在政治鬥爭和外交鬥爭中，運用較多，效果明顯。在我國古代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大理寺卿徐有功，每看到武則天要殺人的時候，總要依據法律同武則天爭辯。曾經有一天與武則天爭論不休，相持不下。徐有功言詞態度越來越嚴厲，觸怒了武則天，武遂下令拉出去砍頭。
徐有功回過頭來說：“我雖然被殺死，但國法終究是不可變的。”拉到街市上，正要行刑，武傳令免他死罪。
某鄉為了整治“髒亂差”，清掃房院。一個外號叫二賴子的人揚言：“誰敢動老子的雞窩，我叫他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鄉黨委書記聽後隻身一人找到二賴子家，毫不客氣地往沙發上一坐，開門見山地說：“你是動刀子呢，還是和平解決？不要說紅刀子白刀子，咱機槍大炮也沒怕過，敵人更沒怕過。但是我還是勸你和平解決，這對你我都有好處。”
書記正氣凜然，威不可犯，二賴子被鎮住了。他聽說這位書記參加過西藏平叛，參加過中印邊境反擊戰，出生入死，一身是膽。麵對書記的凜然正氣，他敗下陣來，改口說：“我不是不拆，是人手太少忙不開。”
書記馬上說：“我有的是人，義務幫忙。”
鄉黨委書記的一番話剛中有柔，在表現出一種不可抗拒的威懾力量的同時，又給台階下，一場衝突和平解決了。
剛言辯論，以其剛氣懾服論敵，扶正壓邪。辯論中辯者靠其膽略和勇氣，義正辭嚴、理直氣壯的駁斥，產生浩然正氣，給對方以膽顫心驚的威懾感，從而取勝。
（2）反語辯論反語辯論，是一種運用實際上意思與表麵意思正好相反的話進行辯論的藝術。
1985年6月，聯邦德國外長根舍與我國外長吳學謙會談。
“我認為這次討論是有成果的，我隻對一點感到失望，”說到這裏，根舍有意停頓一下，當在場的人吃驚地望著他時才說：“我感到失望的是，根本沒有一個問題是我同我的中國同事可以為之爭論的。”
兩國之間沒有一個問題可以為之爭論，也就是沒有任何分歧，看法完全一致，這本來是令人高興的，但根舍外長卻正話反說，“失望”一詞幽默詼諧，更加烘托出兩國會談的友好融洽氣氛。
正話反說，在明眼人看來，會有著比正話明說更強烈的感染力和諷刺力，它無形中加強了辯論的力量，增加辯論的氣勢。
在德國皇帝統治時期，人口隻有1600萬的較窮的德國平民每年要上交國庫9400萬塔勒，而人口有2100萬的較富的美國居民每年卻隻交給國庫3800萬塔勒。而這些錢又是怎樣花費的呢？幹著比一打君主幹的工作還要多的美國總統，隻拿不及德皇俸祿1％的薪金；然而更糟糕的是，“美國人甚至很不懂這樣一種樂趣，即把大部分稅款用來供養一支軍隊。這支軍隊平時可以用來對我們實行威嚴、殘酷地鎮壓我們、傷害我們、向我們開搶，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祖國的光榮和榮譽。”
對比前述事實、再聽聽馬克思的這段憤激的反語，有誰會不為德國老百姓叫屈呢？被統治者自己的血漢錢被揮霍，來供養軍隊鎮壓自己，甚至打著為了祖國的“光榮”和“榮譽”的旗號，這是多麼可悲可恨啊！
馬克思用反語辯論，諷刺了德國皇帝和德國軍隊，喚起民眾的覺醒，其反語，有極強的感染力和諷刺力。辯論一針見血，氣勢磅礴。
魯迅先生很善於用反語辯論，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是這樣說：“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高超得多，豈止高超得多，簡直一個是在天上，一個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佩的，無奈這高超的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幹淨的地方去。”
這裏，短短幾句話，就運用了“高超得多”、“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敬佩”等三個反語，對托洛茨基派進行了極為辛辣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