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關法作為辯論技巧，由“字麵直言意義體”和“深層含義意義體”構成。前者主要是借助語義或語音的聯係而產生，後者則要借助句子、環境、甚至全篇論述才能產生雙關效果。
後者含義一般是隱含在前者之中，正是這種含而不露、饒有興趣的表達能給人以意外之感。
從前，有位縣官帶著隨員騎馬到王莊去處理公務。走到一個岔路口，不知如何走，正巧遇見一農夫，縣官大聲問道：
“喂，老頭，到王莊怎麼走？”那農夫不睬不理，隻是趕路。縣官大聲要他停下。農夫說：“我沒時間，我要去劉莊看一件古怪的事。”縣官問：“什麼古怪的事？”農夫一板一眼地說：“劉莊有匹馬下了一頭牛。”“真的？馬怎麼會下牛呢？應該下馬才對啊！”縣官感到莫名其妙，農夫煞有介事地回答：“世上的怪事多著哩，我怎麼知道那畜牲不下馬呢？”
麵對無禮的縣官，直言相勸相罵當然於事無補，農夫機智地運用語義雙關的手法給予斥責和諷刺，借字麵的“畜牲”，斥責連做人常禮都不懂的縣官，手法高明得很。
雙關是一種絕妙的辯論武器，運用時要堅持文明表達，以理服人的原則，格調高尚文雅，內容純淨正派，要以德勝人，以理服人，切忌粗俗低級，更不能像潑婦罵街。
（2）機巧應答製服刁問在辯論中，有時對方往往提一些古怪的難題或無理的刁問，直接地如實地對待容易上當，走入死胡同，這時，最好的方式是以謬製謬，指東說西，答非所問。
1935年在巴黎大學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法國主考人向年輕的中國留學生陸侃如提出了一個奇怪的問題：“《孔雀東南飛》這首詩裏為什麼不說‘孔雀西北飛’呢？”陸侃如應聲答道：“西北有高樓。”陸引用了我國古詩19首中的名句“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孔雀自然飛不過去，隻好向東南飛了。
真是問得奇怪，答得巧妙，眾人捧腹叫絕。
我們再舉一例：
1928年2月，由於叛徒的告密，年僅28歲的共產黨員夏明翰不幸被捕，敵人用盡種種刑法，都不能使他屈服。國民黨在對他進行最後審訊時，他用謬答術回答了愚蠢而瘋狂的敵人：
“你姓什麼？”
“姓冬。”
“胡說，你明明姓夏，為什麼姓冬？”
“你們把黑說成白，把天說成地，把殺人說成慈悲，把賣國說成愛國，我姓夏，當然應該說成姓‘冬’！”
“多少歲？”
“共產黨萬萬歲！”
“籍貫？”
“革命者四海為家，我們的籍貫是全世界！”
麵對拷問，英雄故意謬答，有力地嘲弄了敵人，也表現了革命誌士的言辯智慧。
辯論中，應答是一種難度較大、要求較高的口才形態，機巧應答，則堪稱應答場合中短兵相接的利器。
（3）靈巧仿接，反彈敵手辯論中，可以巧妙地仿照對方的言語結構，架構出一個與對方語意相反的句式，產生同構意悖的效果，運用此法往往能置敵手於窘境，使其自食其果、啞口無言。
古希臘曾流傳著一個這樣的故事：
有位年輕的演講家，憑借其伶牙俐齒，到處發表演講，雄心勃勃地獵取功名利祿。
有一天，他父親告誡他：
“孩子，這樣下去不會有好結果的。說真話吧，富人會恨死你，說假話吧，貧民不會擁護你。無論你說話真假，要麼是會遭到富人的憎恨，要麼是遭到平民的反對啊！”
兒子聽後，笑著反擊說：
“您錯了。我會有好結果的，如果我說真話，貧民會讚頌我；如果我說假話，富翁會讚頌我。無論說什麼，我都會受到人們的讚頌。”
這位演講家順引父親言語表達的結構，輕巧反擊，即破壞了論敵的陣勢，使自己的論點得以成立。
運用此法，關鍵在於接話快捷，且結構一樣，意義相悖。
我們再看下麵這則故事：
一位財主刁鑽刻薄，一次，一位長工不小心踩死了他家的一隻公雞，他便乘機敲詐，對長工說：“你踩死了一隻能生蛋的公雞，限你三天之內賠我同樣一隻能生蛋的公雞，否則，扣發你的工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