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平
我在澳門工作時的至交吳誌良博士寫過一篇文章叫《一個沒有悲情的城市》，探討了澳門的城市精神靈魂、文化性格和居民的心理結構，認為“澳門發展成為了中西並舉、古今同在、雅俗共存、多元複合的城市”，“創造出不同思想、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可以共生共存的社會環境”，“形成了祥和安定、保持對話、信任合作的社區生活。在澳門居民的心理結構深層，沒有非黑即白的極端，沒有你死我活的悲情”。這實在是對澳門最精當的體味和概括。因此，用這個標題而非直白的“情係澳門”，是暗含了濃濃的讚許、喜愛、思念、牽掛之情。
我身邊隻要是在澳門工作、生活過一段時間的朋友、熟人，說起澳門來時，都是一往情深的樣子。隻要是這樣朋友群的聚會，話題的中心永遠是澳門。這個區區30餘平方公裏，50餘萬人口的城市，究竟有什麼樣的魅力這樣吸引著我們甚至讓我們魂牽夢繞呢？！
可能是從事過不短時長港澳工作的緣故吧，對兩地人算得上有較深的接觸和了解。相對來說，澳門人的人情味更濃，相處起來感覺自然、親切、友好、溫馨、舒適，沒有絲毫的矯情和造作。因此，工作生活在這個城市一段時間之後，對這個城市和居住在這個城市的人們自然就如同家人般親近，情感自然而然密切起來。
盡管我在澳門工作隻有3年兩個月，可是返京後隻要澳門朋友來京，每每總會電話問候或見麵歡聚，每次聽到他們說“思平，很懷念你在澳門的日子”時，心裏驟然一股暖流升起。其實，在澳門時，更多的是澳門朋友對我的幫助和工作支持；而我，隻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可能為他們的正當合理要求提供幫助，請求支援。2005年，“澳門曆史城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我陪同時任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長的崔世安（現任行政長官）四上北京，請求外交部、國家文物局、教科文全國委員會與我部的支持，和崔司長漸漸熟稔起來。之後隻要在澳門遇見，崔司長總是先伸出熱情的大手，緊緊握住我的手並展露熱情的笑容，“思平，最近好嗎”。在南非德班世界遺產大會上全票通過澳門申遺成功，崔司長他們身處德班時，第一時間讓身邊顧問給我打電話，告知成功消息。我當天草擬中聯辦致特區政府賀電，由白誌健主任簽發徑送特區政府總部，並於翌日和特區政府的賀詞一同在澳門影響力最大的傳媒《澳門日報》上刊發。當時的何厚鏵特首和特區政府對我們中聯辦的即時行動非常感念。因此，當時任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的鬆浦晃一郎當年前往澳門出席活動，何厚鏵特首宴請他時，特區政府以何特首名義專函白誌健主任和我，邀請出席何特首宴請鬆浦晃一郎先生的晚宴。因為中聯辦之前從未收過類似請柬（隻邀請一把手和一個處級幹部而撇開中間層級領導），我們辦公廳谘詢特區政府何以如此時，答曰，我在特區政府申遺時給予了大力支持和幫助，故而專此邀請。本來澳門申遺予以協助是我份內職責，但澳門人卻總是這樣，把他人對自己的幫助支持銘記在心，並總是適當表達出來。所以，對這樣沒有悲情常存溫情的城市和人們，久居之後怎麼可能不念之係之？！又如何不魂牽夢繞？！
久居澳門的人，對所謂世界賭城光怪陸離、紙醉金迷、一擲千金的奢靡生活毫無感受；相反，倒是切身體會到小城居民的恬靜溫良、平和友善。小城逼仄的街巷，即便堵車，也毋需交通警察出麵疏導，更不會喇叭高聲鳴叫，司機和乘客均會安靜地等候，絕少聽到抱怨，更絕無可能辱罵。在這樣環境生活久了，人心自然平和了，相處自然溫良了。
澳門的協商政治是澳門社會保持溫和寬容的根本原因和保證。澳門社會沒有政黨，隻有大小不一的兩千餘社團。每到立法會立法委員選舉、特區政府選舉委員會推選、全國人大代表和各級政協委員推選等時，各大社會團體和特區政府召開閉門會議，協商推出候選人。盡管協商過程中，有為了各自社團利益考量的紛爭和較量，但絕不會人身謾罵和攻擊，更不會有綁架和暗殺等威脅，在理性冷靜的君子之爭的協商中，最終取得大家認受的協商結果。因此，社會大眾看到的還是協商一致後和諧歡欣的局麵，絕不會像其他地方那樣，出現選舉中的聲嘶力竭、相互揭醜甚至辱罵圍毆等損耗社會元氣的現象。並且，特區政府、社會團體也在這協商過程中越發凝聚了民心，加深了情感，和諧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