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蕾
翻開史書，滾滾烽煙中，王朝的興衰輪替、世事的滄桑變幻躍然紙上。然而，細細品讀之餘不難發現在曆史發展的背後，總有一根主線指引著曆史的走向，那就是時代的主流思想。發展思想的選擇關係到一國的發展道路、前途命運、人民福祉。巧的是，我在整理所收藏的東北亞三國貨幣時無意中發現，影響了曆史走向的幾位重要思想家原來藏身於日日見君不識君的阿堵物之中。
粗讀日本近代史，我認為對日本影響最為深遠的思想家當屬福澤諭吉，即日本一萬元紙幣的主人公。19世紀初，日本同中國一樣是西方列強掠食的目標。日本水戶藩藩主曾預言，日本應該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標，因為中國太大，朝鮮和琉球又太小。日本比中國早預見到危機的到來，於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維新。維新過程中有一人影響了近代日本思想史思路，他就是福澤諭吉，一位被稱為“日本國民教師”的思想家。1885年福澤發表了著作《脫亞論》，其理論至今仍影響日本政壇；在其《文明論概略》中包含的“侵略戰爭正義”的觀點成為軍國主義思想的源頭。他的思想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侵略擴張在日本變得充滿“正義性”，於是近代日本走向了一條危險的道路：先是在1910年搞所謂“日韓合並”，後是在1931年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直至1937年開始全麵侵華。
與明治維新相比，中國19世紀下半葉的洋務運動本質截然不同：洋務運動是“師夷長技以自強”的科技革命，沒有產生足以令中國改變自身命運的偉大思想。明治維新卻是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諸多方麵的製度重建。學者普遍認為中國的近代化經曆了“科技——政治——文化”三個階段，亦即“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三個時期。從科技上升到文化思想層麵中國比日本晚了30多年，正是這30多年的時間差，使近代中國國力遠遜於日本。
領導中國人民重新站起來的偉人是*，中國100元人民幣的主角。美國作家賴恩·克洛澤曾寫過一本書《失去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書中認為蔣介石之所以不敵*是因為蔣“缺少那些將軍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決條件——運氣。”對於這個觀點我不敢苟同。曆史的偶然中包含著必然，蔣介石敗逃海島的答案就是*思想。政黨的核心是領袖，領袖的核心是意誌與思想。*既提供了意誌又提供了思想，蔣介石沒能提供思想；*思想順應了曆史的發展規律，把握了人心的向背，引領中國走上了一條正確的道路。而蔣介石沒能形成自己獨立的思想。蔣距毛遠矣。
在韓國思想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是李與李珥，韓幣5000元和1000元的主角。二人皆是大儒，李認為程朱理學的核心在於“主理說”，李珥則認為程朱理學的核心在於“主氣說”。原本是學術上的爭鳴，不想卻被朝廷的朋黨所利用，開啟了朝鮮王朝黨爭的曆史先河。東人黨支持“主理說”，西人黨則支持“主氣說”。從黨爭發展到了思想之爭，使這種分歧和對立深入到社會的各個階層。朝鮮王朝的黨爭流害百年，朝鮮王朝後期國力疲敝，民生凋零，黨爭可以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從三國貨幣上或許看不到刀光劍影王朝更替，但是卻能夠清晰看到思想的脈絡，而這個脈絡還將影響三國今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