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口數量及結構預示未來
奧古斯特·孔德曾說過：“人口決定社會的命運。”孔德是19世紀法國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他生活的年代正處於工業革命時期。這一時期，整個社會發生了巨變（尤其是在歐洲和美洲）。經濟中心從鄉村和封建製度下的農耕勞作向城市和工業資本主義轉移。這一轉移削弱了封建王權和地主的權力，最終使奴隸製和農奴製被廢除。權力結構的重新調整激發了巨大的社會動蕩，進而引發了包括美國、法國、俄國、希臘、西班牙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政治革命。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公共活動當中，同時人們也開始主動接受一些新理念：人民主權論、不可剝奪的權利、國家主義。蒸汽機火車和輪船推動了公路、鐵路和運河的修建，更讓世界貿易成為可能，非洲、亞洲、歐洲以及美洲之間建立起了複雜的經濟和政治關係。機械製造業的興起、長途運輸量的增加推動了電報、電話和手機的發展，進而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人們開始在世界各地活動。19世紀的人口遷移率創曆史新高，有些人從農村遷移到城市，有些人從一個國家遷移到另一個國家，而這都是為了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就這樣，不同的種族和文化空前地融合在了一起。
與科技進步的原則相符，工業革命帶來了石油這一更加濃縮的能源。與此同時，工業革命使生產效率和人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根據兩位經濟學家皮特·林德特和傑弗裏·威廉姆森的說法，在 1819~1851年這短短的32年間，人們的生活水平就翻了一番，而且人口數量也大幅增加。
在農業出現以前，盡管人類已經有300萬年的曆史，但地球上的人口總數還不到1 000萬。人們學會農業耕作之後，人口隨之激增到了好幾億。工業革命也使人口增速大幅提升，18世紀中葉人口已增至7.6億，1800年則達到10億。1927年，人口總數又翻了一番，達到了20億。
這讓孔德開始思索人口激增對未來的影響。促使人口發生變化的三個要素——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遷移——正在迅速改變整個世界人口的數量和結構。盡管生產者越來越多，但與此同時，需要從社會獲取資源和服務的人也越來越多。
雖然人口結構並不是群體社會命運的唯一決定因素，但絕對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前文已經講過，我們所需要的原材料——資源——是促使變革的最重要因素。然後，我們通過科技——我們發明的工具——將原材料應用到生產生活當中，從而使人們的生活更加便捷、壽命得到延長。接下來，我們需要保證資源、科技與社會人口相匹配。人口數量決定了勞動力數量和繁衍後代的能力，但是人口結構（包括年齡結構、性別比例、教育程度以及在技能、語言和文化上的差別）同樣至關重要。
通過上麵的分析，我們就可以通過人口數量及結構預測未來。比如，嬰兒潮的出現就意味著20年後會有更多的勞動人口。隻要有足夠的工作機會和與之相匹配的受過教育的勞動人口，生產率就會大幅提高，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平均每一代人的工作時間是40年。在這40年裏，隻有持續推動工業和教育事業發展，下一代才能擁有繼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一代退休時要保證已經打好堅實的基礎來維持經濟的持續運轉。
穩定的社會需要一個堅實的基礎，這一基礎就是人們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滿足，其中就包括社會方麵的投入：教育投入、產業發展投入、醫療建設以及交通設施建設等。這一切都是建立在長遠考慮和長期計劃之上的。這種考慮和計劃則屬於變革四要素當中的最後一個要素——管理，這也是我們下一章的主題。
人口增長危機
工業革命之後人口的快速增長並不是因為現代科技提高了出生率——實際上，現在女性的平均生育數量已在逐年下降——而是因為死亡率的降低。現在，人們擁有穩定的住所、充足的食物、日益改善的衛生條件，嬰兒的存活率大大提高，人類的整體壽命也延長了。最典型的是美國：2000年，美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從原來的49歲延長到77歲。僅僅用了一個世紀，人口壽命就延長了40%。按照這個趨勢，接下來就會有更多的百歲老人。目前，年齡超過100歲的人口每年增加7%。這就意味著，百歲人口每10年就會翻一番。2009年的百歲人口是45.5萬，到2050年這一數字預計會達到410萬。
19世紀的人口增長速度快得令人擔憂，所以當時許多人開始像孔德一樣思考人口對社會的影響，其中包括一些農學家、經濟學家和軍事家。他們擔心的首要問題是，人口的激增是否會超出地球的“承載能力”，從而導致地球環境毀滅性的惡化；第二個問題是，人類智慧和科技發展能否成為最理想的、可以循環利用的資源。
政治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對人口增長持悲觀態度。他在《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書中指出，人口增長的速度會超過農業生產的速度。馬爾薩斯呼籲社會為未來的資源短缺做好準備，並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應對策略：一是人口控製，二是謹慎地治理環境。
馬爾薩斯的觀點對於現代社會理論有深遠的影響，為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凱恩斯的現代宏觀經濟理論提供了重要線索。如今，許多思想中都有馬爾薩斯理論的影子，比如可持續發展以及“綠色”經濟發展理念。
人口增長的速度遠遠超過土地提供食物的速度，所以人的壽命肯定會或多或少地縮短。人性之惡也會削減人口數量。人性之惡激發毀滅性的戰爭，但通常也是因為人性之惡，戰爭也才得以結束。人們如果不能及時有效地應對殘酷的戰爭、惡劣的天氣、快速蔓延的傳染病，成千上萬的人將失去生命。而且，這些問題需要得到徹底解決，否則大規模的饑荒將隨之發生，人口會驟減，直到人口水平與食物水平平衡。
——托馬斯·馬爾薩斯：《人口論》
然而，法國哲學家雅克·盧梭（1712~1778）並不認同馬爾薩斯關於資源短缺的觀點。盧梭的著名專著《社會契約論》以民主政府、賦權予民（工業革命時期出現的新思潮）以及西方傳統政治體製為基礎，提出了一種更加積極的關於人口增長的觀點。他認為，人類的行為受內在道德的約束，而且人類與生俱來就有解決問題的能力。隻要人是自由的，便可以找到擺脫資源困境的方法。美國人口研究協會的會長史蒂文·莫舍（Steven Mosher）曾說過：“人口增長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每一個需要食物的胃都同樣伴隨著能辛勤勞作的雙手。每一張需要吃飯的嘴後麵也有個擁有智慧和創意的大腦。我們有能力解決人口增長帶來的這些問題。實際上，數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在解決這類問題。”一旦人類麵臨嚴重的資源短缺困境（無論是食物短缺、水資源短缺還是礦產資源短缺），人類都能創造出新科技來提高效率或者找到合適的替代物（例如卡梅倫通過植物和微生物製造出的類似石油的物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