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發生的文學革命，揭開了五四文學的序幕，為文學及其創作帶來了從觀念到實踐，從內容到形式等各方麵全方位的大革新、大解放。在文學內容上體現著現代民主主義、人道主義思想，充溢著“人”的覺醒的時代精神；在藝術形式上，用富於生命力的白話代替已經僵死的文言，並廣泛吸收和運用外國多樣化的文學樣式和表現手法，促使其更適於表現現代生活，更加貼近廣大讀者，創造了既與世界文學發展相聯結，又具有民族特色的嶄新的現代文學語言和文學樣式。新興文體的出現正是這一新舊交替、中西融合背景下的必然產物，而作為其中之一的書信體小說則從各個方麵體現著五四小說以至五四文學的諸多特征。
1.反映青年心路曆程的“問題小說”
五四小說創作第一次形成一定規模的是“問題小說”。冰心的《斯人獨憔悴》首開風氣，以書信體小說反映社會問題的則有廬隱描述農家女悲慘命運的《一封信》和青年學生心理苦悶的《或人的悲哀》。前者本書第一章已有論述，後者以亞俠給友人的十封信，傾訴這位年青的知識女性對人生對愛情的思考：“要探求人生的究竟，花費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我心彷徨的很嗬，往哪條路上去呢？我還是遊戲人間吧！”然而她在追求真愛的過程中卻一再碰壁，最後主人公得出結論“我何嚐遊戲人間？隻被人間遊戲了我！……自身的究竟，既不可得，茫茫前途，如何不勝悲戚之感！”女主人公最終自沉湖底。青年一代這時候最大的“問題”便是找不到出路的苦惱與迷茫，而青年正是社會主體，他們的問題便是社會的問題、時代的問題。這些“問題小說”的共同點是“隻問病源，不開藥方”——隻指出問題，不給答案，因為與人物身處同一環境的作者也未能看到出路的所在。冰心的《遺書》在類似的內容上與《或人的悲哀》相呼應，隻是人物內心要單純一些，且因為有著冰心一貫的“愛”特別是“母愛”的支撐，主人公宛因的死才不顯得那麼悲涼。冰心略帶憂鬱的抒情筆調卻更顯清新雋永和明朗溫馨，即使當主人公陷入絕望的境地，讀者也仍能感受到一絲微弱的愛的光芒。
在這些“問題小說”裏，我們看到了中國在20世紀20年代初新舊文化的交融激蕩中，各種思想觀念之間矛盾、衝突、碰撞和掙紮的種種現實，同時，也看到了知識青年一代的思考與探索。這思考與探索中閃爍著思想解放的理性之光，卻也充滿了憂鬱的時代氣質，這憂鬱不是悲觀，卻是“過渡時代必有的現象”。冰心在《一個憂鬱的青年》中，酣暢淋漓地道出了這“憂鬱”：“世界上一切的問題，都是相連的。要解決個人的問題，連帶著要研究家庭的各問題，社會的各問題。要解決眼前的問題，連帶著要考察過去的事實，要想象將來的狀況……再一說，精神方麵，自己的思想，夠不夠解決這些問題是一件事；物質方麵，自己現在的地位，力量，學問，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又是一件事。反複深思，怎能叫人不憂鬱！”
這一時期的書信體創作一反傳統小說注重故事敘述的特征，不事情節的鋪張，而長於對人物內心理路的揭示和情感的抒發，抒情、敘述、哲思與人物的心境融為一爐，具有獨特的詩意美，表現出強烈的“主觀抒情性”特征，與鬱達夫等人的“自敘傳”抒情小說和其他主觀型敘述小說相比，書信體小說同樣運用了直抒胸臆和抒情獨白等表現手法，且因為有了具體的傾訴對象，其藝術情感的抒發更為真切動人，藝術氛圍也更加濃烈馥鬱。
愛情問題也是五四文學表現的一大重點。五四時期的作家已經認識到“愛情就是生活，若是一個作家不會描寫，或不敢描寫，他便不配寫其餘的文藝。”因為現代*話語的建構是個體覺醒與人性解放的一個重要標誌，現代*成為新知識分子個人主體性自我確證的標尺，成為他們鑒定、體現現代人身份的主要依據。與《狂人日記》在同樣的時間同樣的刊物，周作人發表了他翻譯的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隨後掀起了一場關於婦女問題的曠日持久的激烈討論，胡適《貞操問題》、魯迅《我之節烈觀》、陳獨秀《偶像破壞論》等文章均批判了傳統性道德中的貞節觀念，認為它是對女性人格的極端蔑視和對女性身體的極端摧殘；呼籲建立新型的人道的現代性道德。後來又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刊物參與到這場討論中來，大大推進了以自由意誌為核心的主體性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被接受。周作人在談到記者不必專以報道兩性關係為長時，提出以下理由：“兩性的關係是天下最私的事，一切當由自己負責，與第三者了無交涉，即使如何變態，如不構成犯罪，社會上別無顧問之必要。”同時指出“性的事業並不是不可記述的，不過那須用別一種方法，或藝術地發表為文學美術，或科學的為性的心理之研究，均無不可。”經曆了這樣影響廣泛的討論與啟蒙，具有現代意義的性觀念性道德逐漸深入人心，這一時期對於個性自由的極度崇尚，使一代青年的*觀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毫不落伍。章衣萍的短篇小說集《情書一束》（1925年）中有四部是書信體，其中以《桃色的衣裳》頗具代表性。菊華為安慰失戀的逸敏而與其通信，鴻雁傳書中因憐生愛，卻又拋不開自己先有的戀人啟瑞，於是決定“三人住在一起，像夫妻般的朋友。經濟個人獨立。”而且“萬一有了孩子，大家的！”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在閱讀五四小說時，我們確實常常會感歎於那一代青年人從觀念到實踐的開放，私訂終身、未婚同居在當代也還是較前衛的觀念，那時的學生們很多已經在實行，而類似的描述在小說中更是屢見不鮮，如我們熟知的《傷逝》中涓生與子君、《青春之歌》中林道靜和餘永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