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笑的曆史》（1923年）是一篇頗有特色的小說，以一個愛笑女子的變化提出了舊家庭中婆媳矛盾和婦女被歧視的地位的問題。“我”是一個特別愛笑的女子，兒時就像《聊齋誌異》裏的嬰寧，整天笑聲不斷，是父母的“開心果”，年齡稍長，聽別人告知小戶人家的姑娘才整天嘻嘻哈哈的，於是“我”便時常要忍住不笑了。出嫁後，丈夫的教訓使“我”明白了“男人笑是不妨的，女人笑是沒有規矩的”。但也時常“舊習難改”，公公一旦賦閑，家裏的一切都改變了，經濟拮據使所有人都緊皺眉頭，丈夫掙錢了本是喜事，但婆婆擔心媳婦爬到自己頭上，總是不給好臉色，“我”便常有受委屈掉眼淚的時候。最後兩個孩子帶來的辛勞，讓“我”已經徹底不會笑了，就是敷衍地笑笑也覺得費力，而且聽不慣別人笑了。“我”無限地懷念那會笑的日子，“幾時讓我再能像‘娘在時’那樣隨隨便便，痛痛快快地笑一回呢？”與其他強調婦女人身解放的小說不同，本文側重於封建禮教對女性精神上的戕害，兒時的本真之我在生活和禮教的層層重壓之下，已經沒有存身之地，延續生命的是變形甚至變態（聽不得別人的笑聲）的“他我”。通過這一改變我們不禁想到，婆婆的冷酷與嫉妒也不是先天就帶來的，媳婦的今天就是婆婆的昨天，今天的媳婦明天就是婆婆，中國的女子就是這樣一代代幫著封建禮教在吃人吃己。類似的描寫在許多文學作品中均有所表現，如張愛玲的《金鎖記》，隻是在同樣的輪回性悲劇中，該文本更側重於表現金錢的罪惡。
“問題小說”後來發展而為“寫實小說”，被冠以“三角戀愛小說家”的張資平曆來不被文學家們所看好，作品也良莠不齊，但《曬禾灘畔的月夜》確是一篇極具社會意義的書信體“寫實小說”，它所表現的社會生活及人物心理較前述“問題小說”要廣闊和深刻得多。蕙蘭最初也是一個純潔的女學生，她與r君真誠相愛。“妹住梅州烏石岩，郎家灘北妹灘南。搖船上灘不用楫，搖船下灘不用帆。”曬禾灘即是他們的戀愛之地，然而卑鄙的教務長卻扣押了r君寫來的情書，並以此作為要挾占有了蕙蘭，進而將她介紹給銀莊司庫員k，在對r君的失望和自暴自棄思想支配下，蕙蘭由父母包辦嫁給了k，但是很快就因教務長的繼續糾纏而離婚；再嫁給西藥房檢藥員m，生下a兒，m為滿足妻子的虛榮消費鋌而走險，終因販賣鴉片被押往c城坐牢，蕙蘭相隨至c城，又被青年p引誘，m出獄後與其離婚，她於是徹底墮落地過起*的生活，不想在此又巧遇昔日情人r君，小說結尾蕙蘭對r君的忠告提出兩點“希望”，很有警世的作用。“第一，希望你明白，人是有人心的，不是自己喜歡犯罪的！第二，希望你要知道，對貧苦者不能輕施其憐憫；對犯罪者不能輕施其譴責。對貧苦者要有拯救他的自信，才可施你的憐憫；對犯罪者要有感化他的自信，才可施你的譴責！”這樣就把個人問題上升為社會問題、人性問題，乃至人類問題。的確，通過女主人公的遭遇，我們明顯可以看出，她有軟弱、虛榮等缺點，但她周圍的男人們和她身處的社會應該負更多的責任。應該說，這篇小說是作者為數不多的優秀作品之一，它還沒有墮入到後來*和濫調的泥潭，而是在女主人公對自身經曆的自述中發出了對社會的不滿和抗議之音，並且這種聲音是發人深省的，從中也可以體察到作者的社會責任感和對社會問題的深入思考與獨到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