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自己寫散文，所以就特別關心散文問題。有篇《散文何以式微》，認為無論西文還是中文，都已經出現了散文式微的問題。因為今天這個時代，是個‘打岔’的時代，無論晨昏，都隨時有‘打岔’的事和‘打岔’的人。好的散文要靠文字的純正，如今純正的文字，卻要逐漸絕跡了。取而代之的是好萊塢寫宣傳稿式的一味誇張，用最美麗的字眼，去形容一堆垃圾，把原先有意義的東西，貶到不值一文。”這番話說得真好，我完全讚成。三十多年前他看到的問題，到今天似乎愈演愈烈了。吳魯芹喜歡拿文人開玩笑，《論讀書人與懷才不遇》裏說，不管是見到木匠、瓦匠還是理發匠，隻要麵呈懷才不遇之色，口出懷才不遇之牢騷者，大約都讀過一點書，都能動動筆，是個讀書人。這並不是壞事。問題是，他們都有治國平天下之誌，又自以為有治國平天下之才，於是眼睛就隻會巴巴地往高處看了……《文人與無行》又說，“其實文人若真有無行之處，他的無行便在其能為別人的無行做掩飾。從替死人做墓誌銘，進步到替活人做墓誌銘。”這話說得太好了，看看我們今天的文章，有多少人寫東西是在為活人做墓誌銘呢？
（主講梁文道）
聽見100%的村上春樹
文字的音樂
傑·魯賓，美國哈佛大學日文係教授，翻譯過多部村上春樹的小說，1993年開始研究村上春樹，聲稱自己對其作品著迷至極。
村上春樹在整個大陸乃至華人世界都非常紅，我真不知道該從他哪一部作品介紹起。不要說作品，現在連研究他的書都非常多，像最近在全亞洲都很火的《1q84》，剛剛出了不到一年，就有兩本專門研究它的書。
有些書采取的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批判態度，比如《聽見100%的村上春樹》，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日文係教授傑·魯賓，翻譯過好幾部村上的作品，書原名“harukimurakamiandthemusicofwords”，直譯過來是“村上春樹與文字的音樂”。
書一開始就說，其實很多人對村上春樹是很不屑的，比如美國一位有名的日本學者三好將夫[6]，就認為村上春樹不過是個玩世不恭的寫手，沒有隻言片語是真正出自靈感或內在的創作動機，所以警告那些沉不住氣的學者不要太認真地看待村上，隻有少數人才會笨到用力去讀他的作品。傑·魯賓說，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為了用力去讀村上春樹的作品。他說村上的作品之所以受歡迎是有一個背景的。村上在早稻田大學念書的時候，正是日本所謂的“安保時代”[7]，很多大學都在搞學運。這些學生運動村上春樹也參加過，他說，我樂見學校暴動，也丟過石頭與警察對抗，但就個人而言，我覺得構成防禦工事以及參加有組織的行動並不純潔，光是想到手牽手一起示威遊行，就讓我毛骨悚然。
這種對有組織的學生運動的抗拒是很典型的早期村上春樹小說的感覺，小說裏的角色經曆過那個時代，人生的態度便有些理想幻滅之後的消極。傑·魯賓還很認真地指出，在村上春樹的小說裏，第一人稱的敘事者英文譯作“i”，中文譯作“我”，而這個詞在日文中卻是有分別的。一般小說裏用的是比較正式的詞，翻譯成漢字是“私”，但村上春樹喜歡用“仆”，這是一種比較平等的、非正式的用法。他筆下的“仆”就是經過了學運時代的人。村上早期的作品，常常是一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記錄下自己十年來的生活，講述一路走過的混亂不安。他見識過死亡和幻滅，但並沒有變成神經質的藝術家或傑出的知識分子，仍然頻繁地喝啤酒，嗜好棒球、搖滾、爵士，喜歡女孩和性愛，但又不至於耽溺沉淪，對同床女子也溫柔體貼。他不是一個高大全的人物，就像鄰家哥哥，這恰恰是讓很多讀者尤其是男性讀者喜歡的原因。
村上的小說裏經常出現很多數字，比如78個死亡、78個沉默、312隻腳站著……數字是對記憶的精確表達，但往往是些微不足道的事，真正該記憶的沉重反而被忽略掉了。村上對細節的把握有種虛無幻滅的感覺，常常有些懷舊，但“舊”真的存在嗎？傑·魯賓說，村上其實是以普魯斯特為榜樣，喜歡進入內心的記憶世界探險，但二者的截然不同之處在於村上的書不會呆板無趣。你可以像讀昆恩[8]的偵探小說一樣一口氣讀完，是適合這種高度商業化社會的、低膽固醇時代的清淡型普魯斯特。
因此，村上春樹的書既有嚴肅的一麵，又能博得大眾的歡心。他處理很大的題目也能給人輕飄飄的感覺。他自己也在訪談裏說，今天的小說家不能再期待讀者花時間和精力去了解艱深的故事，因為有太多的娛樂項目在等著他們，現代作家的責任就是娛樂讀者。村上的一些讀者告訴他說，看著你的書就想喝啤酒，或者在地鐵裏讀他的小說，笑得太大聲了，事後會覺得不好意思。村上說，這些回應讓我很高興。
傑·魯賓說，其實後來的村上春樹變得不一樣了，因為他發現自己非常喜歡大江健三郎[9]，這位作家被公認是日本文學的良心。另外一位他很敬重的前輩是中上健次[10]，在中上健次去世之後，他忽然意識到上一代那些有良心的作家已經很老了，而接下來的擔子要輪到自己這一代來承擔，於是他覺得，也許需要做一些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