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最後一章叫“卡列寧的微笑”，特麗莎有一番自省，她一直想弄清楚：托馬斯愛我嗎？他愛過別人嗎？他愛我是否比我愛他更深呢？也許正是這種對愛情的探討，對其深度的度量以及種種猜測和研究把他們的愛情扼殺了。特麗莎想到自己耗費了一生的精力，甚至濫用女人的軟弱來對付托馬斯，現在才明白這一切是多麼不可理喻。為了證實托馬斯是不是真的愛自己，她終於把托馬斯拖到了頭發花白、筋疲力竭、手指僵直，再也不能握住外科醫生的手術刀了。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以被蘇聯的坦克所蹂躪的布拉格之春為背景而寫男女之間的肉體和精神之戰。在這最基本的人性戰場上，米蘭·昆德拉發出了許多精彩的哲學見解。比如關於媚俗，他說：在極權的媚俗之王國，總是先有答案並排除一切新的問題，所以極權的媚俗的真正對手就是愛發問的人，而問題就像裁開了裝飾畫布的刀，讓人們看到隱藏其後的東西。
再比如托馬斯認識到罪惡的製度並不是由罪人建立的，而恰恰是由那些確信已經找到了通往天堂唯一道路的積極分子們所建立的。由於天堂並不存在，積極分子也就變成了殺人凶手。
（主講呂寧思）
我與父輩
另一種角度看知青
閻連科，1958年生於河南嵩縣，1978年應征入伍，1980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情感獄》《最後一名女知青》《日光流年》等，作品曾獲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等國內外獎項二十餘項。
二三十年前，湧現過一批知青文學。後來衰落了，但它的某些影響還在。比如《七十年代》這本書，其中的作者幾乎都是下放的知識青年。有人認為那段日子太苦了，自己的光陰被虛耗了，說是去農村向農民學習，幫助農村建設，其實是荒廢了人生中正常的求學階段。
對於這些往事的看法多是從回城知青的角度出發。相反，當年知青下鄉的時候，鄉裏的那些農民對這段曆史又有什麼樣的看法和感受呢？《我與父輩》就描寫過去被大家忽略這部分情況。作者閻連科先生過去寫的小說常常讓人覺得力量強悍，但這本書卻回歸到一種相當平淡的寫作方式，甚至直白到讓人有些不習慣。
在這本書裏，閻連科談的是他的父親、大伯和四叔，他父輩那一代人。為什麼要談呢？書中一開始便說，忽然之間，他發現父輩全走了。2007年10月1日，當整個國家都在普天同慶的時候，他接到一個電話說四叔走了，之後他就發現父輩那整整一代人都不見了。他們曾經做過什麼？說過什麼？是不是應該把這些留存下來，說給後人知道？
他回憶起小時候跟父輩們相處的時光，那恰好是知青下鄉的年代。有一天，大家正在田裏勞作，不知道為什麼，遠處突然開過兩輛載著革命青年的卡車，架著機槍從田間公路上駛過。那些紅衛兵忽然朝著在田野裏勞作的農民沒頭沒腦地打了一梭子子彈，子彈就落在田頭草叢裏。草搖土飛之後，當過兵的退伍軍人忽然大喊：“臥倒！”於是社員們都學著他的樣子各自臥進紅薯秧的壟溝，而卡車遠去，載著青年革命者和他們的笑聲。
看完這一段，你會怎麼去想當年那些年輕人呢？那些知識青年、革命青年剛到鄉裏的時候，都覺得生活太苦了，但在當地老百姓看來，他們過的卻是好日子。當地的農民很尊重這些年輕人，自己家裏吃得不像話，還盡量做些細糧給知識青年吃，好活兒讓給他們幹，好事兒讓給他們做，他們怎麼還覺得苦呢？
有一段寫得非常震撼，說有一個知識青年強奸了當地姑娘，跑了，後來什麼事兒都沒了。反過來，一個本地農村青年據說強奸了一名下鄉女知青，而且僅僅是懷疑，沒有二話，馬上就被槍斃了。
作者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文壇轟然而起的知青文學都把下鄉視為煉獄，把一切苦難簡單歸結為某塊土地和那塊土地上的愚昧。知青下鄉的確是一代人和一個民族的災難，可在知青下鄉之前就一直生存在那塊土地上的人們，他們幾千年來的命運算不算是一種災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