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德彪西的奧秘》寫法國印象派音樂家德彪西。他對美食很講究，據說他家裏連最簡單的下午茶都華美無比。有一次德彪西辦晚宴，屋裏所有的東西，從台布到餐巾，都是紅色的，連香檳都是緋紅色的勃艮第氣泡酒。一切都體現出這個藝術家對於美好事物的熱愛與追求。
南方朔得出一個結論，一個沒有美感的人有時候在道德上是可怕的。這就是為什麼在野蠻的戰爭中，人類許多最重要的文化遺產和文明古跡會毀於一旦。如果人們都能對美好之物抱著一份感知和熱愛，還會隨意摧毀這些偉大的文明遺跡嗎？
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整個歐洲為之震動。英國思想家柏克[2]卻敢於力排眾議起而反對，並因為想法不合時宜而備受指責。柏克堅信這個世界存在某種內在的秩序，而這個秩序很容易被媚俗者摧毀。對於專做無本生意的政客和很容易被煽惑的群眾，他都沒有好感，他認為每個人不管在什麼樣的環境下都應該有守有為。
在《樓很高不要隨便往下跳》一文中，南方朔也說，如果整個國家都陷入癲狂，政治被惡魔所掌控，就像當年納粹統治下的德國，這時候一個人該如何把握自己？也許隻能選擇保守，而代價就是獨自與整個時代以及自己的國家及同胞們艱難抗衡。
（主講梁文道）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禮與法的差異
瞿同祖（1910-2008），曆史學家，湖南長沙人。1934年入燕京大學研究院。1944年兼任西南聯合大學講師，期間撰寫《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開法學界先河。1945年赴美，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從事漢史研究。1965年回國，2008年病逝於北京。
清朝的時候，有一家人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很不像話，因為跟弟弟借錢沒借到，居然揚言要殺死弟弟。父親把他叫過來痛罵一頓，大兒子反口還罵，父親於是下決心，讓族人把大兒子捆起來活埋了。這件事情被官府知道以後，就把父親抓去，起初說是無故殺人，判了罪，但案子送到刑部以後，刑部認為兒子罵父親本來就該死，執行了私刑就算了，不必再予以追究。這可說是中國法律的一大特色。
中國有漫長的法律傳統，卻跟現代意義上的法製不一樣。這個法律傳統是怎麼運作的呢？瞿同祖先生的《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給出了答案。瞿先生是社會學家吳文藻的四大弟子之一，寫這部書時正值抗戰，當時他在西南聯大教書，烽火連天的歲月裏手邊沒有多少參考資料，居然寫出了這本公認的研究中國法律的經典之作。
這本書將很多案例彙編在了一起，這些故事今天看來很不可思議。比如為什麼兒子罵父親犯法，父親殺兒子可以無罪呢？瞿先生提出，中國的法律係統經曆了一個儒家化的過程，儒家的核心理念是“禮”，而“禮”是維護社會差異的工具。也就是說，儒家承認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身份、地位和階級的差別，“禮”的作用不是要抹平這些差別，而是要維護它。所以才會有種種貴賤、尊卑、長幼之分。所以“禮”的真正意涵就是差異。
而“法”是什麼？法家並不否認或反對社會身份和地位的差別，但法律的標準應該是相對客觀的，因為國之所以治，端在賞罰，一以勸善，一以止奸，有功必賞，有過必罰，並不因人而異，人人在法律麵前均須平等。
儒家認為社會是可以借由道德力量來維持的，如果是有德行的君子治國，下麵的人自然可以被他感化而跟隨他。當儒家漸漸掌握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之後，法典的編撰也都慢慢靠近儒家的觀念了。但法律還是需要的，因為治理國家光講禮和德不夠，隻是這個“法”最終還是要受到“禮”的製約，這是中國法律的特點。
瞿先生舉了個例子，他說如果真的可以實現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為什麼秦王朝二世而亡呢？秦朝是以法治國的，而且是嚴刑峻法，但瞿先生認為這種嚴苛的法律沒有適應鄉土民間的需要。
後來在儒家意識形態的主導之下，中國的法律出現了兩點特色，一是關注家庭和家族，二是維護階級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