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族方麵，法律特別維護父權的絕對權威，子女任何時候都不能夠忤逆父母。比如罵人這件事，一般人罵幾句粗話根本談不上治罪，但一旦發生在家人之間，尤其是晚輩罵長輩，那就不一樣了，子女罵父母更要罪加一等。
至於階級差異，在當今社會就物質享受而言，一個人選擇過什麼樣的生活主要還是看個人的能力和欲望，跟社會地位的關係並不緊密。一個人人尊敬的諾貝爾獎得主可能沒錢買奔馳，但水果小販說不定哪天也會一身名牌。
但在從前的中國，一個人的物質消費和社會身份地位是緊密相關的，而且這些規矩相當嚴格，就算你很有錢，如果不屬於士大夫階層，就不能穿某種衣服；不是當官的，房子就不能使用某種材料或者蓋那麼大。甚至連房子的名稱也有規定，比如皇帝住的地方叫宮殿，下麵依次可以有府邸、公館、第、宅、家等。如果你僭越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是犯法的。
中國有一句老話“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對庶民老百姓是不用講禮的，隻要用刑法對付他們就行了，而對士大夫階層不可以用刑。因為在那樣一個階級分明的社會，對士大夫動刑法不僅是對他個人的侮辱，也是對整個上層群體的侮辱。社會輿論本身就是非常可怕的懲罰，一個人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社會地位無異於被社會放逐，很多人甚至無法接受這種失落而選擇自殺，所以“禮”的懲罰後果其實並不比“法”輕。
盡管如此，這仍然是一種很不公平的法律，差異不僅存在於士大夫階層與普通老百姓之間，也存在於庶民之間，其中最受歧視的一種人被叫做賤民。比如廣東沿海的蛋家人[3]，過去被認為是賤民，生下來就隻能生活在船上。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港英政府還很歧視這些人，不準他們上岸居住，可見這種階級歧視是多麼根深蒂固。
（主講梁文道）
身份與暴力
命運的幻象
阿馬蒂亞·森，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現任哈佛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以自由看待發展》《論經濟不平等》和《好辯的印度人》等。
我們每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比如你是北京市民，你是一個外企職員，或者你是一個苗族人。但這個世界奇怪的地方在於，在某種情況下，我們的眾多身份中隻有一個是最重要、最具優先秩序的，這個最重要的身份決定了你的世界觀、待人處事的方法以及你在社會上的某種地位，甚至也決定了你跟別的族群或身份的人有怎樣的區別。
這種想法到底正不正確？可以讀一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這本書在社會科學界的影響非常大，而這位印度裔作者也遠遠不止是一位經濟學家，同時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哲學家和倫理學家。
此書寫得簡潔有趣，又充滿了雄辯的力量。作者一開始講了一個好玩的小故事：他曾是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院長，有一次經過短暫的國外旅行回到英國，倫敦機場的移民局官員仔細檢查了他的印度護照後，“提出一個從哲學角度看頗為棘手的問題”。他注視著我在入境單上所填的家庭住址，那個住址就是劍橋三一學院院長公寓，然後問：“你跟那個院長是不是關係很好？是親密朋友嗎？”
這句話背後的意思其實是，一個拿著印度護照的印度人怎麼可能是劍橋三一學院的院長呢？一定是跟院長有點什麼關係，不然幹嗎住在他家？阿馬蒂亞·森說：“這個問題讓我猶豫了片刻，因為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稱得上是我自己的朋友。思索片刻後，我得出結論，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因為我對待自己一向不賴，並且即使有時我說錯了什麼，像我這樣的朋友對自己也沒有任何惡意。”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整本書的風格。你到底是誰？你的身份在什麼情況下才是重要的呢？[4]這是作者想刺激我們去思考的一個問題。既然一個人具有那麼多不同的身份，比如我梁文道，既是鳳凰衛視的員工，也是一個專欄作者，是一個男人，是別人的兒子，同時還是個佛教徒，是個讀書人，是個異性戀者等等。這麼多不同的身份，哪一個最能主宰我的命運，決定我看世界的方式？答案是，不能有任何一個身份應該被認為是最優先的，因為我們找不到這樣做的理由。
比如反日情緒高漲的時候，你可能看到日本人就想揍，完全不考慮他可能對中國非常友好、主張悔罪，也不會想到他也許是援助中國貧困鄉村的青年誌願者。就算以上都不是，你在揍他的時候，也不會想到他也是某個人的丈夫或某個人的兒子，是一個很誠實正直的、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好人。你的某種盲點會遮蔽你對他所有可能的認知，而隻把他固定在一個身份上，那就是他是個日本人。請問，這種想法公平嗎？我們能夠被一種身份壟斷嗎？如書中所言，相信一種身份能夠壟斷我們，其實隻是有關命運的一個幻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