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馬蒂亞·森這本書是對自由主義身份觀念的一次雄辯。近二十年來自由主義常常受到挑戰，這種挑戰最早來自於一種政治哲學即社群主義。社群主義者認為一個人的身份不可能是社會真空的，它有一些既定的條件和文化背景，限製了他怎樣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所以一個人身份並不是由他來選擇的，而是要他去發現的。阿馬蒂亞·森認為這種想法具有嚴重局限，因為所謂身份的意義其實來自於選擇，而選擇要看不同的處境。
舉個簡單例子，比如任何一個國際機場的洗手間都是按照男女分的，不是按照黃種人、白種人跟黑人來區分的，也不會分成中國人使用還是外國人使用。因為在上廁所的時候，你是一個穆斯林還是一個佛教徒，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是爸爸還是孩子，是個中產階級還是貧民，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你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
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同處境，常常使我們必須在那個特定的處境下應用一個我們覺得最恰當的身份。但阿馬蒂亞·森認為，恰恰是這樣的思想盲點阻隔了各種不同身份的人的溝通與理解。
誠然，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理解會受製於某種文化身份，但是太過強調這種身份，有時候也會讓我們忘記理性的重要。一旦踏上理性之路，你就不可能再堅持始終用一個中國人的方法來思考問題。比如近幾年一些人對民主價值提出批判，認為是西方世界強加給各國的。但事實並非如此，阿馬蒂亞·森舉例說，全世界自古以來到處都有不同的民主元素，比如曼德拉[5]曾在自傳中寫到，少年時代他在家鄉看到的地方會議程序是最純正的民主，無論是酋長還是平民、武士還是醫生、店主還是農夫、地主還是勞工，每個想要發言的人都發了言，發言者的身份也許存在等級差異，但他們每個人的話都被認真聆聽了。
阿馬蒂亞·森說，曼德拉對民主的追求並非來自西方社會的任何強加，毫無疑問，他對民主的追求是源於他自己的家鄉非洲，不過他的確反過來把它強加給了當時統治南非黑人的那些歐洲人--不是歐洲人把民主強加給本地人，而恰恰是本地人把自己的民主觀念強加給了歐洲人。
這本書也涉及今日世界各地因宗教引起的衝突，比如從恐怖分子的聖戰可以追溯到伊斯蘭文化，而伊斯蘭文化內部也存在多種差異，有些穆斯林在曆史上是非常寬容的，但是今天出現了極端的基本教義派，該如何解釋呢？依據伊斯蘭教義，哪一種觀點才是正確的呢？其實，我們首先要考慮的不是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而是這個問題本身是不是一個正確的問題。
要了解一個穆斯林，不能從單一角度下定論。幾個穆斯林對政治事務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但他們可能都是好的穆斯林，都有正確的伊斯蘭信仰。對於政治問題看法的差異，跟他是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或好的穆斯林沒有多大關係，很可能是別的政治文化觀念影響了他的判斷。
我們不能夠期盼一種文化或宗教觀念能夠決定我們對所有事情的看法，這隻會把人囚禁在一個狹小的牢籠裏。常常有人說，中國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不必聽從別人的意見。這種說法本身，也是一種牢籠或命運的幻象。
阿馬蒂亞·森說，過去很多反對英國殖民的印度民族主義者也常常說西方優於我們的無非就是物質、經濟、政治，但是我們的精神文明遠遠超過他們。他認為這種想法其實也是一種殖民遺產，就因為太把西方殖民者當成一個對象了，才會這樣強調彼此的差異，強調自己的某種精神力量。
試想，這隻是印度特色嗎？我們和其他亞洲國家是否也如此？[6]
（主講梁文道）
全球化與國家意識的衰微
拆解中國左派精神
河清，原名黃河清，當過下鄉知青，1987年赴法，獲巴黎第一大學藝術史博士學位。現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一般來說，作為一個左派首先要具備的素養是要永遠保持一種批判精神。左派在英文中另有一個表達：progress，是進步的意思。左翼人士常常被認為是進步分子，因為他們總是對當下的社會狀況提出質疑並想要改變它。
《全球化與國家意識的衰微》的作者河清留法十年，對西方社會相當了解。這本書編入了他翻譯的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7]的一些文章。他一方麵站穩左派立場，狠批當代的全球化傾向[8]；另一方麵又回過頭來捍衛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
河清提出的很多觀點我都讚同。比如他說西方媒體對整個世界的影響帶有很多歪曲和偏見，這些並不直接受國家和政府控製，而是被很多商業財團操控。我以前也提到過，目前約有五大財團壟斷了全世界幾乎一半的報紙、電視、電台、出版社、電影公司和唱片公司。試想如果這些集團想達到某些目的，宣揚一些政治主張，它們有沒有能力利用旗下的媒體去造勢？或者反過來威脅國家和政府呢？這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