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有勢的商人甚至可以通過媒體影響政府，讓政府實施一些對他們有利的政策或路線。就這一點而言，作者認為西方媒體其實很不客觀。接下來，他批判了最近幾年的全球化現象，基本上沿用了布爾迪厄的思路。
布爾迪厄是法國著名的左翼學者，他的批判十分尖銳，不僅批新自由主義，甚至也狠批法國的所謂國家精神。連傳統知識分子所信奉的文化精神在布爾迪厄看來也不過是一種偽裝。他認為像我們這些自稱是文化人的，隻不過是壟斷或占有一些文化資本並以此來為自己取得了一定社會地位而已。
河清認為，今天的中國不應該盲目地跟隨西方搞什麼市場開放，市場開放、經濟改革甚至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都是很危險的行為，中國應首先找回文化的主體性。他認為今天的中國在文化上已經沒有獨立精神了，我們的表層政治、經濟理論、文化概念的合法性和價值基礎都來自於西方，甚至連紀元都在用西方的。他為我們中國人沒有自己的時間而感到悲哀。
他還認為媒體不應該過度渲染情人節、聖誕節，而應強化中國自己的傳統節日如春節、端午、中秋等，更不宜宣傳年夜飯去飯館吃。上海亞太經合會議上，各國領導人穿上唐裝亮相，馬上在全國帶起一股民族服裝的風尚，這樣的做法才是好的。
但令人驚訝的是，作者一貫的左翼批判視角，對國家文化及本民族傳統這些東西卻沒有進行任何分析。一個國家的民族文化是怎樣構成的？河清所推崇的布爾迪厄這些西方左派大思想家，常常會批判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或精神價值觀，因為很多情況下那都是國家機器、統治階級或部分精英製造出來的控製民眾的工具。但是作者麵對中國類似的問題時，卻好像遮起了半邊眼，視而不見了。
（主講梁文道）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global era
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克裏斯托弗·休斯（christopherr.hughes），倫敦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國際關係問題。
前幾年反日浪潮席卷中國的時候，很多外國記者看到有那麼多市民百姓上街抗議日本，都覺得很驚訝。他們心想，現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各地的經貿往來如此密切，改革開放的程度也越來越高，怎麼還可能會有這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呢？這種驚訝背後其實隱含了一種假設，即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下，一個國家的全球化程度越高，民族主義的情緒會越淡薄。
在他們看來，“民族主義”近乎於一種封閉、落後、保守的意識形態，跟麵向國際、麵向世界、開放門戶的風格是彼此不相容的。但現實並不如此，《chinesenationalismintheglobalera》（《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專門談這個問題。
作者休斯是有名的倫敦經濟學院國際關係資深講師。在過去十年中，他出了很多文章和書籍討論中國的民族主義，可以說是西方世界這方麵的專家。他的這本書，書名點出了兩個要點：一是中國民族主義，二是全球化時代。這兩樣東西休斯認為不僅不矛盾，甚至是相輔相成、一體兩麵的，而且必須在中國曆史脈絡中去理解它。
他首先談到中國民族主義的曆史根源，認為其根源可追溯到清朝末年。那時候有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像張之洞他們，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方麵中國要向世界各國學習，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跟他們往來，但是骨子裏頭的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是不能變的。
休斯認為，這也是今天中國民族主義在全球化時代下的某種態度：我們可以跟大家做生意，可以跟大家保持經濟上的往來，但是中國的主權思想、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是不可動搖的。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尊嚴是必須牢牢捍衛的。
與此同時，休斯指出，民族主義也是新中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之一。老百姓為什麼願意被一個政府統治？他們一定要認同政府，覺得你可以統治我們，我們聽你的，這叫合法性。其中一個合法性的理由是，我們認為政府帶領我們走向了民族獨立自主，維護了我們的民族尊嚴。所以民族主義向來是我們國家很重要的脊梁。
民族主義的脊梁遇到了現代開放的世界，該怎麼辦？休斯認為，鄧小平的民族主義理論就是我們一方麵對外開放，講究和平崛起，但同時也應注意到開放並不影響我們民族的獨立自尊，而是反過來助長了我們的民族尊嚴，讓我們更加肯定自己，回到世界舞台。
休斯在談論“民族主義”時，並沒有嚐試為它下一個嚴格的定義。他把民族主義看成是複雜的、可以操作的，每一個人都嚐試用它表達自己的觀點，但大家說出話可能並不一樣。就官方而言，像辦奧運會這類活動，原本是世界主義的、不分國家的，但是由我們來辦了之後，反倒能讓世界看到今天的中國人是何等開放、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