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斯還有一點觀察我覺得很有趣，他說當我們把愛國主義跟民族主義完全統一、結合起來的時候，也會麵臨一些困難和矛盾。比如辦奧運的時候，我們既要打開國門歡迎全世界的人，又要維護國家的榮耀與驕傲，要去反駁別人對我們的種種攻擊和扭曲，這中間的矛盾該如何化解？恐怕是當前中國民族主義作為一個政治意識形態所要麵對的重大挑戰。
（主講梁文道）
別對我撒謊
撼動世界的記者
約翰·皮爾格（johnpilger），優秀的戰地記者、作家與製片人，兩度獲頒英國新聞界最高榮譽“年度記者”（journalistoftheyear）。
想要寫好一份調查報道，通常需要記者具備幾種素質：一是專業能力，文筆需有相當功力；二要足夠敏感，能夠從一些細節推敲出整個事實全局的拚圖；三還要有勇於挑戰主流認知，挑戰社會共同的成見；最後，你還要有耐心。
怎樣才算有耐心呢？《別對我撒謊》[9]提到一位2004年去世的、被稱為英國最偉大的記者。他用了十二年時間去調查一起“空難”事件的真相，最後揭露出英美兩國的秘密陰謀，非常震撼。花十二年寫一篇報道，其中艱辛可想而知。
有的記者做到一定程度，也許會被認為“不愛國”，比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當年的紅主播愛德華·默羅[10]。他在麥卡錫大搞“白色恐怖”時，勇敢地在新聞節目中揭露“麥卡錫主義”的虛偽麵目和他那種混淆是非的邏輯觀念，最終把這個因“反共”而臭名卓著的國會議員推倒。
當時麥卡錫在國會主持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11]，致力於找出美國社會各界的“共產黨”，說這些人不愛國，想顛覆美國，所以都是非美分子。默羅在任何人都怕被扣帽子的恐怖氛圍中站了出來，批判麥卡錫對言論自由、個人自由的壓製。按當年的說法，默羅就是一個標準的“非美分子”。但時至今日，我們又對他如何評價？
書中還收錄了以色列女記者阿米拉·哈斯（amirahass）的報道《全麵封鎖》。阿米拉·哈斯長期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占領區做采訪，巴勒斯坦人居住區被互相隔離、分別包圍在以色列國土之中。也就是說，如果想從巴勒斯坦的a處到b處，必須穿過以色列的國土，經過很多的檢查站，而以色列士兵一定會想辦法為難你。
難到什麼程度？一位巴勒斯坦老太太在耶路撒冷病重，希望她的家人能來看她，可是孩子們都住在加沙走廊，折騰了一個禮拜才能過來，來了幾個小時又要立刻趕回去。後來她死了，把她的屍體運到加沙埋葬又折騰了一禮拜，整個過程飽受以色列官僚主義的壓迫。她的這些報道完全站在同情巴勒斯坦的立場上去寫，所以很多以色列“右翼”分子威脅說要傷害她的性命，認為她太“不愛國”了，你明明是以色列人，怎麼反過來幫著巴勒斯坦人說話呢？
說到“不愛國”的罪名，不能不提到2006年10月7日在莫斯科寓所被槍擊身亡的俄羅斯女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12]。當年普京總統對傳媒控製得非常緊，安娜卻是敢於挑戰當局的記者中最勇敢的一位。她大量報道了車臣戰況，描述車臣老百姓怎樣被俄軍屠殺。她的《車臣不義之戰》講述了這樣一個悲慘事件。
1999年11月16日，一個叫愛思雅的女子準備把丈夫的遺體運回家鄉，入土為安，同行的還有幾個孩子及兩位長輩，總共開了兩輛車。他們在經過一個俄軍哨所時被攔了下來，俄軍官兵二話不說就開槍掃射。愛思雅哭喊著說：“看在真主的份上救救我們！”那些軍人卻說：“根本沒什麼‘真主’，你們這些車臣混蛋！去死吧！”車上的老人和孩子全部身亡，兩輛車也被炸毀。第二天，俄羅斯的官方媒體報道：“我軍勇敢地消滅了兩車‘恐怖分子’。”安娜質疑當局：“你們這樣對待車臣老百姓，叫他們怎麼去愛戴你們？怎麼融入俄羅斯？”然而最後，安娜自己也死了。
（主講梁文道）
法槌十七聲
西方名案沉思錄
蕭瀚（1969-），本名葉菁，北京大學民商法碩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近年來，在曆次公共事件如孫誌剛案、sars事件、黃靜案、佘祥林案中發表時評，引人注目。
1875年，美國人雷諾德被法院判決犯有重婚罪。他已經結過一次婚，居然又結了一次，理由是他是一個摩門教徒，根據摩門教教義，一個人是可以有幾個太太的，但美國法律又明確規定不能重婚。這件案子在當時的美國引起軒然大波[13]，很多人包括陪審團都在爭論：“人到底能不能重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