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他從那些喧鬧的表演中得到一種深沉的暗示。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人其實都像是舞台上的表演者一樣，無厘頭地說著單人脫口秀。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總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去製造歡樂，討好別人也愉悅自己，似乎隻有這樣我們才能生活下去，但這樣活到最後，我們又得到了什麼呢？
後來他又回憶起自己的父親。他與父親在倫敦一條小河上相遇。父親經曆過一戰，有一天帶了一隊士兵上戰場，回來卻隻有他一人。從此，父親的歡樂就永遠消失了。隻有跟幼小的他一起在河裏玩耍時，才能夠借用兒子的無邪換回自己的天真。
在與那些有的已經死去、有的還活著的人在世界不同城市再次相遇時，作者對這個世界的觀察也在深入。比如他一看到路標就會想到童話故事；“之”字路牌會讓他想到跳躍的小鹿，“十”
字路口交叉圖案以及有落石、險崖危險的交通警告牌則讓他覺得幸福。因為與人生真正可能遭遇的危險比起來，這些路標簡單到讓人心安的地步。而人如果這麼容易就能避開人生的危險，那簡直就像童話故事裏的世界了，不是嗎？
（主講梁文道）
浮生取義
自殺的哲學問題
吳飛，1973年生於河北肅寧，1999年獲北京大學哲學碩士、2005年獲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哲學係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基督教思想、宗教人類學等，著有《自殺與正義：一個中國視角》《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等。
通常我們會覺得自殺是個心理學或社會學問題，吳飛教授這本《浮生取義》卻告訴我們自殺是一些哲學問題。自殺與哲學有什麼關係呢？自殺通常涉及人們對生命價值的某些看法，西方社會是禁止自殺的，因為基督教相信生命是上帝賜予的，是神聖的。而中國人雖然也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卻並沒有嚴格反對自殺，甚至還推崇屈原等人的做法。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自殺到底和哪些價值觀念聯係在一起呢？作者從對華北某些地區的自殺現象調查中發現，中國農村的自殺現象往往是因為受了委屈，而委屈和冤枉是不一樣的：冤枉屬於公共領域，比如被官府冤枉或者在法庭上沒有得到公正的判決；委屈則常常是自己在家庭中所依賴或預期的某種關係沒有得到實現和滿足。
中國人的生命是在家庭生活中展開的，他們相信人格的完滿也需要通過建立家庭來實現。中國人喜歡把生活叫“過日子”，怎麼過呢？就是出生、成長、成家、立業、生子、教子、年老、壽終這樣一個循環。如果這個過程裏某個環節出了問題，就是日子沒過好。
“過日子”的概念本身不附加任何的好壞善惡，可它又自然區別於西方人假定的那種赤裸裸的自由的生命觀念。中國人認為，隻有所有的義務和責任都盡到了，才叫日子過好了，才會得到道德上的滿足，由此可見家庭在中國人觀念裏的重要性。
對中國人來說，家庭不是一個機械的地點，它包含著複雜的人際關係。有人際關係的地方就有政治，當然這個政治不是公共領域的政治，隻是家庭裏麵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家庭內部的公正很多時候並不牽涉到多麼嚴肅的問題，隻是一種感情上的預期。比如你對孩子好，自然也會期盼他將來長大對你好，如果他沒有這麼做，你會覺得自己受了委屈。這更多的是一種親密和尊重的關係，情感和政治畢竟是兩回事。也許你和伴侶之間很有感情，但你們仍然會存在一些政治關係，當你覺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覺得受了委屈的時候，情感與政治的張力就出現了。
吳飛通過調查發現，當代中國農村家庭的自殺情況其實比以前更嚴重。他認為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家庭革命成功的一個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