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孤獨永遠是人類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無論外境如何熱鬧，內心的孤獨總是揮之不去的。不過，真正的孤獨屬於高層次的哲學範疇，或者說，真正的孤獨與行為或藝術上的思維方式有關。
《孤獨六講》從這個角度講述孤獨的內涵，從情欲孤獨、語言孤獨、革命孤獨、暴力孤獨談到思維和倫理孤獨。蔣勳先生開宗名義就說，孤獨沒什麼不好的，使孤獨變得不好是因為你害怕孤獨。孤獨和寂寞不一樣，寂寞不會發光，而孤獨是飽滿的。
其實，孤獨是人一種本質的存在，並無好壞之分，如同情欲，情欲也是孤獨的。柏拉圖在兩千多年前就寫下寓言，每一個人都是被劈開兩半的不完整的個體，我們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另一半，卻不一定找得到。因為這個世界上被劈開的人太多了，有時候你以為找到了，其實那隻是以為而已。
從這個哲學命題可以看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過去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都以為自己已經找到了另一半，因為我們一生中隻有一次機會，能不能找對都隻能如此。儒家文化並不樂於談論孤獨，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個人感覺到孤獨隻能說明他的人生不夠完整，如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又怎麼會有孤獨感呢？
儒家文化忌談隱私，或者說不允許個人生活有私密性，不允許別人孤獨，要把別人從孤獨中拉出來接受公共的檢視。甚至因為害怕孤獨，我們被迫不斷表白，證明自己並不孤獨。張愛玲就說，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裏，如果清晨五六點鍾起床後，你還不把房門打開來，就會被懷疑你在做壞事。其實，五四運動的重要精神遺產之一就是對抗儒家文化的群體精神，從魯迅、沈從文到張愛玲，都可以從他們的作品中讀到個人對群體主義的批判與抗爭。
古今中外凡有特立獨行精神的作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有著孤獨的傲骨，甚至往往被視為大逆不道的人，他們遭遇社會歧視、謾罵甚至迫害也就不足為奇了。但《孤獨六講》也提出一個悖論，那就是為什麼許多年輕時代有著可歌可泣理想主義追求的人，當他們後來獲得成功，擁有了權勢的光環以後，卻漸漸變得猥瑣、卑鄙，甚至醜惡、腐朽了呢？
比如汪精衛這個中國現代史上備受爭議的人物。他在十七八歲時熱衷革命，甚至有勇氣去刺殺滿清大臣。後來事敗被捕，在獄中寫下“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何等的豪氣幹雲！但後來被放出來，走向了政治現實之後，所有的一切卻都和那淒美的革命詩篇發生了矛盾，他身不由已地墮落了。
從古到今都不乏這類贏得政權卻輸掉道德製高點的例子。他們曾經是高貴的孤獨者，在成為權力的擁有者之後，精神上卻不再擁有昔日的傲骨。而那些在年輕時犧牲了的失敗者，也許才會在曆史上永遠留下高貴詩意的絕美形象吧。如秋瑾，她留給人們的永遠是“秋風秋雨愁煞人”[8]的淒美。再如瞿秋白，“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一個共產黨領袖臨終的絕筆卻更像是高僧大德最後的人生感悟。
《孤獨六講》將中西方古典哲學加以比較，說明思維的孤獨也是一種哲學的孤獨。希臘哲學把推理和思辨的過程視為哲學的重要一環。存在主義哲學最愛用的字眼是“荒謬”，荒謬代表著不合理，生命中的荒謬情景恰恰是激發人思考的最好時機。
而在儒家文化中，不管是孔子還是孟子，都把荒謬情景的思維過程省略掉了，而把思考後得出的結論直接告訴你，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可以奉為教條的格言，你聽後照做就是了，不必有太多反思。
所以受過西方啟蒙教育的孫中山在臨終前諄諄告誡，如果民眾沒有自己思考的能力，就談不上社會的繁榮，國家的強大。
怎樣才能使自己產生思維的過程呢？思維需要環境，它不可能在萬眾歡呼的嘉年華會上出現，它需要的正是孤獨的狀態。隻有從人群中走出去的孤獨者，才會產生獨立的思考。問題是中國人是不怎麼喜歡孤獨的，我們害怕“槍打出頭鳥”，混在群眾裏反而覺得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