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靜的文字裏有種非常猶豫的、對什麼事情都保持距離的感覺。這種距離感來自什麼地方？有時候在中文與英文之間，有時候在廣東話的口語與白話文的書寫之間，有時候在台灣與大陸之間，有時候是在兩性之間。種種的不適應、不在其位、格格不入的疏離感，使她的文章流露出一種冷靜氣質。
讓人意外的是，這本集子裏還出現了一些詩。其中一首詩應該是作者寫給一位外國女子的：“因為你不懂方塊字/我無法跟你說這些/有一種時間/十五的月亮永遠是滿的/初一是彎而且重新開始/但/是的/我來自的地方亦不講這些。”
書中對於台灣和大陸藝術家，也有一些非常犀利的批判。比如她批評鄭愁予[4]，批評楊牧[5]，她說這些詩人的現代隻是語言上的風格，缺少對集體意識的檢討和反思。她嘲諷有些藝術家仍然堅持一種物化女性的立場，把女人女奴化，貫徹在一些看起來很現代的語言中，“男性是神，吸著女奴們，一步一個吻地走出來，神的女奴是有名字的，娶一個忘一個，有時會呼錯”。
她提到當年震撼北京的一次美展，說若把這些作品還原到藝術創作的討論上，而不是靠它們在政治活動上的象征意義來給分，它們的存在價值立即縮水；這些作者在反政治的姿態上顯得盲目、空洞和失去重心。
多麼狠毒的批評！在一些社會問題上她也有見解，比如說到學生，她說：“他們令我想到很多，比如說個人過分容易被煽動的感情。我的意思是，我坐在這裏看電視，就流了眼淚，這種事情經常發生……我如此愛戀生命，但感性的洶湧又削奪人理性的認知。因為我流眼淚，我無法認真地思考事情，思考我對事情各種各樣的懷疑和可信，我懷疑這也是生為中國人的悲哀。”
（主講梁文道）
《走到人生邊上》
楊絳談命運與鬼魂
楊絳（1911-），原名楊季康，江蘇無錫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員。錢鍾書夫人。著有散文《幹校六記》《我們仨》等，譯作有《堂吉訶德》《小癩子》等。
如果人真的有命運，那麼算不算都是一樣的，不算也罷。
楊絳先生2004年生病入院的時候，躺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問題，出院後就開始寫這本書--《走到人生邊上》。這本書有四萬多字。楊先生出院後身體不大好，吃了藥，人昏昏沉沉的，有時候寫出來的字是一團一團的，她怕人家認不出，堅持扔掉重寫。
此前，楊先生的《幹校六記》和《我們仨》都是很平實的文字，裏麵有很多關於她家庭生活的片段。而《走到人生邊上》是關於人生的另一種思考。
對一位百歲老人來說，這世上還有什麼事情沒有經曆過？還有什麼問題想不透呢？應該不多了。生命到了最後，要麵對的無非是那幾大問題：生與死、靈與肉、命與運、鬼與神……古往今來，這些問題無數人想過，得到的答案也不一樣。
關於鬼神問題，楊先生寫下了一些有趣的思考。她並沒有持簡單的否定或肯定的態度，而是一種半信半疑的不可知論。她回憶年輕時在清華教書，有一次過一座橋，總是過不去，有“鬼打牆”的感覺。
後來她才知道，日本人曾經在那兒殺過很多抗日誌士。我自己也在清華大學住過幾年，有時候騎自行車穿過一些荒涼的地方，也有過類似體驗。不過我對此也保留一種半信半疑的態度，因為沒有確鑿的證據。如果真有鬼魂和神靈，也得看到了才能相信吧。
楊先生幽默地說，如果人真的有靈魂，那麼到了另一個世界後，她的父母應該完全認不出她了，因為他們隻認得她小孩子時候的形象。而她如果以小孩子的形象出現，丈夫錢鍾書、女兒錢瑗又認不出她了，這是很矛盾的。
關於人的命運，楊先生說，很多人喜歡去算命，有算得準的，也有算不準的。如果人真的有命運，那麼算不算都是一樣的，不算也罷。我覺得這種態度可以給很多年輕朋友參考，命算來算去，信這個信那個，最後會把自己搞迷糊。
楊先生在這本書裏也講了一些往事，比如從前家裏的一個女傭，她把她寫得非常鮮活。在她走到人生邊上的時候，回憶人生，想到的卻是過去生活中的一些小人物。
（主講曹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