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茲中國》
中國始於何時
葛兆光，（1950-）生於上海，現為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古代中國的宗教史和思想史，著有《禪宗與中國文化》《道教與中國文化》等。
將三國史裏劉備主導的蜀國視為正統，是自宋朝確立的。這說明當時的士大夫和文人開始有了一種追求正統的自覺。
身為一個讀者，我運氣一直不錯，比如1989年我第一次讀到愛德華·賽義德的《東方學》，啟發實在太大了。我想到，假如東方是西方發明出來的一個鏡像，用來建立西方自己，那東方是不是也在用如此方法對待西方？由此引出我們中國人喜歡講的“中西”問題，好像整個世界除了西方就隻剩下中國了，那我們周邊的地區怎麼辦？印度怎麼辦？伊朗怎麼辦？阿拉伯世界怎麼辦呢？
就像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自己是炎黃子孫，似乎中國從古至今都是同一個民族構建的國家，但事實果真如此嗎？遼算什麼？金算什麼？滿洲人和蒙古人還算不算中國人？確實在辛亥革命以前，一部分革命家就爭論過要不要把滿洲人趕走。
其實，我們今天所講的嚴格意義上的“中國”概念隻有很短的曆史，並非我們一向認為的，“中國”是一個在時空、政治、文化概念上都相對穩定的實體。過去二三十年來，有無數學術論著在“中國”
問題上發力，讓我們了解到，原來所謂的“中國”可以是一個不同時空單位的重疊和虛構。
當然，這類讓人對所處國家和身份認同產生疑惑和衝擊的研究也惹來一些爭議，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的《宅茲中國》就是對這一係列問題的回應。
葛先生說，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的《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問世以後，深刻地揭示了曆史研究中對於“國家”的誤讀。我們習慣於用現代國家來想象、理解和敘述古代國家，然而民族國家如英、法、美、印度、中國、日本等，都不過是最近兩三百年誕生的，古代人是沒有這些觀念的，所以今天我們撰寫的法國史、英國史、中國史隻不過是我們的“後見之明”，是從現代已有觀念往回追溯而已。
梁啟超曾在《新民說》裏提到，當時很多人認為中國雖說是個國家，但不具備一個民族的資格，因為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並沒有現代定義的“民族”概念存在。現代定義的“民族國家”有幾個條件：首先，要有一定的領土疆界；其次，領土上要有一個主權政府，有一個國家機器在掌握它、界定它；然後，這個主權國家裏的所有人都覺得彼此是有關聯的。比如中國的十三億人口之間，並不可能全部認識，但我們都知道彼此有關係，我們都是中國人。這樣的想法是不是一個直到清末民初才出現的新思路呢？葛教授認為不是。他說歐洲是過去兩百多年才有的民族國家，所以西方學者就以為全世界都一樣，而中國的情況並非如此。中國早在宋朝開始，就有了民族國家的自覺意識。
葛教授注意到北宋時期兩篇很重要的文獻，石介[2]的《中國論》與歐陽修的《正統論》，說明積弱的宋朝在麵對遼、西夏、金等異族政權的崛起時，開始關心到底什麼叫做中國，什麼叫做正統。
過去中國人常常覺得自己便是天下的核心，四周都是蠻夷，蠻夷理應向我們進貢才對，如若不從，就想辦法打壓他們，直到他們納貢。可到宋朝不一樣了，過去的“天下觀”突然不適用了。宋是一個國家，北邊的遼又是一個國家，國與國之間有非常清晰的國界。
葛兆光說，“宋人對於國界的重視，足以推翻若幹近人認為傳統中國與外人之間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權利界限的看法”，而“有沒有明確的邊界和邊界意識，是民族國家觀念中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麵”，“盡管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心目中，王朝與國家始終沒有分得很清楚，而道統與正統也始終糾纏在一起。但是，畢竟中國在外國的圍繞下凸顯出自己的空間，也劃定了有限的邊界，從而在觀念上開始成為一個國家。漢文明在異文明的壓迫下，確立了自己獨特的傳統與清晰的曆史，從而在意識上形成了道統“。
將三國史裏劉備主導的蜀國視為正統，是自宋朝確立的。這說明當時的士大夫和文人開始有了一種追求正統的自覺。但我也不禁有個疑問，就是民族國家的建立中很重要的一點不是知識分子怎麼想，而是普羅大眾怎麼想。比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裏關注的是當時荷屬印尼殖民地的民眾如何慢慢達成共識：“我們這三千多個小島上的人，是同屬一個國家的。”
葛教授關注的另一個概念是“亞洲共同體”，此概念背後有幾重因緣，其一是東亞的海洋貿易把中日韓之間的經濟利益時時刻刻捆綁在一起（過去我們把這叫“朝貢”）；其二是有人認為，我們應該跳出民族國家的概念，建立起亞洲共同體，挑戰和對抗西方霸權。
這一想法最早由日本提出來。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覺得不能再和亞洲人混在一起了，認為自己比其他亞洲人高級太多，應該脫亞入歐才對。福澤諭吉[3]就說：“我日本國土在亞洲東部，但國民之精神已經擺脫亞洲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為今日謀，我國不能不等待鄰國之開明，一道振興亞洲，與其脫離其伍而與西洋文明國度共進退，還不如接引支那朝鮮。”這一說法發展出亞細亞主義，認為亞洲人應該團結起來，由日本帶領大家共同和西方白人抗衡。章太炎、孫中山、梁啟超等人先後都讚同過亞細亞主義，貌似這能讓幾個亞洲國家團結得更緊密，但其後逐漸催生出的“大東亞共榮圈”可謂惡名昭著。其實早在1917年，李大釗就看出了問題所在，他一針見血地指出：“若乃假大亞細亞主義之旗幟，以顏飾其帝國主義，而攘極東之霸權，禁他洲人之掠奪而自為掠奪，拒他洲人之欺淩而自為欺淩，其結果必召白人之忌，終以嫁禍於全亞之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