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所講的“五嶽”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西嶽”華山才是“中嶽”，後來嵩山成為“中嶽”，說明“五嶽”向東轉移了，而這個遷移過程體現出中國王朝及版圖的變化。
“泰山封禪”的傳統儀式使泰山成為儒家道統觀念的象征，其地位具有了無與倫比的重要性。曆史上曾有人封過嵩山，那就是武則天。但自此以後，再也沒有第二個皇帝去嵩山封禪了。
巫鴻還研究過紀念碑。他把紀念碑解讀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紀念碑性，另一部分是紀念碑體。紀念碑的作用就是紀念某些東西--曆史事件、偉大人物或國家的建立，同時也通過這座紀念碑建立人與社會或政權與社會的關係，這些性質叫紀念碑性。而紀念碑本身，無論是一座石碑、一座雕像還是一座建築物，都隻是承載和體現這些性質的外在形式而已。
出人意料的是，書中認為中國最早的紀念碑並不是常見的石碑或建築物，而是夏商周三代的青銅器，尤其是“九鼎”。讀過《左傳》的人都知道，“九鼎”是夏商周時期最重要的王朝權力的象征。巫鴻認為，“九鼎”在曆史上並不一定真的存在，有可能隻是一個傳說[4]。
他更重視通過九鼎所體現出來的中國人的觀念。
青銅所鑄的鼎本來是可以煮東西的，但它們隻在特別的宗教祭祀儀式中使用。傳說夏朝建立時，各方部族都進獻了一些在當時很貴重的金屬青銅。夏王就把它們熔化在一起，鑄成一口大鼎。據說鼎身上畫滿了神州大地各處的風光景物，象征著天下萬物都歸王所有。因此，這口鼎首先是為了紀念一個王朝的建立，是政權合法性的象征。
夏朝滅亡以後，鼎傳到了周朝手中，這時候它已經被賦予了更加神奇的象征意義，似乎誰擁有這口鼎，誰就是合法的天子。而這口鼎好像也已有了自己的生命，傳說如果你的政權不得人心，這口鼎就會自己走。當然實際上鼎是很重的，不可能自己移動。根據記載，青銅器一向被稱為“重器”，這個“重”並不是單指重量，也是象征意義上的。過去哪怕是一隻小小的青銅酒壺，大臣們在君王麵前也要表現出非常慎重的樣子，好像這隻酒壺重得拿不起來，以此表示對他的尊敬。
（主講梁文道）
《漢字書法之美》
心事比技巧重要
蔣勳（1947-﹚，福建長樂人，生於西安，長於台灣，負笈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先後執教於台灣文化大學、輔仁大學及東海大學。出版有小說、散文、藝術史等美學著作數十種，包括《美的沉思》《寫給大家的中國美術史》《舞動白蛇傳》等。
行草中隱藏的是對典範楷模的抗拒和對規矩工整的叛逆。
漢字的美妙，是比世上別的文字多了一種視覺上的美感。日文、阿拉伯文等東方文字也有意境，相比之下，歐洲文字就隻剩下簡單的表意功能了。
《漢字書法之美》從審美角度談漢字，作者蔣勳是近年來頗受兩岸歡迎的美學家。他文筆好，作品大多溫情唯美，學術方式有點像宗白華，並不是特別的係統化和理論化，著重於日常生活中就能感知和體味到的美學。
蔣勳說，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之一，與拚音字母相比，象形文字更注重造型，這也正是它的審美效果之所在。書中很多觀點相當有趣，比如講到蒙恬造筆的故事。中國早在秦朝之前就有毛筆，但蒙恬改造了毛筆的形式，在它的中間加上了中鋒，這樣寫出來的字就大不一樣了。筆鋒創造出漢字特殊的效果，使線條流暢動感，從此走向隸書的點捺頓挫和行草的波磔飛揚。雖然歐洲也有毛筆，但他們主要用來畫畫，與中國書法的感覺完全不同。
書中提到王羲之，作為書聖，王羲之的書法曆來被公認為中國之最。但蔣勳更注重的是王羲之第一次有了將漢字的表意功能趨向審美功能的自覺，這個轉折點就是他的行草。行草是一種不太容易辨認的字體，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損失了漢字的表意示意的功能，但也因此更強調自身的美感，正是這一點使王羲之成為第一個具有審美自覺的書法家。
作者還認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其實隻是篇草稿，因為它上麵有塗改的痕跡；而有“天下行書第二”之稱的唐顏真卿的《祭侄文稿》也是草稿，“天下行書第三”北宋蘇東坡寫的《寒食帖》還是草稿。這也許是解開行草美學的關鍵所在。蔣勳認為，行草中隱藏的是對典範楷模的抗拒和對規矩工整的叛逆，它在充分認知了楷書的規矩之後，大膽地遊走於主流體製之外，筆隨心行--心事比技巧重要。
作者從美學角度對書法的解讀不乏創新之處，比如過去書法史上有碑學、帖學之分。蔣勳認為，其實二者的區別不僅在於審美風格，還在於所使用的材料。比如我們都認為，魏晉時的書法家有今天所說的帖學風範，但當他們刻碑時，還是會老老實實地用碑學。所以蔣勳認為，不如簡單地回到用材質去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