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所關注的書法美學體係也獨創一格，很多人可能更注重“永字八法”[5]，而他最關注的是衛夫人[6]的《筆陣圖》。傳說衛夫人曾教過王羲之寫字，並傳下了“高峰墜石”之為點、“千裏陣雲”是一橫、“萬歲枯藤”是一豎等口訣。蔣勳就圍繞這些基本概念談書法的美，最後將書法美學與生活的美學聯係在一起。
可惜今天能夠領略這種美學的人不多。以前的古代建築如山海關，因為上頭有“天下第一關”五個方方正正的大字，那種雄偉氣勢立刻就出來了。而今天的一些現代建築上，哪怕是領導或名人題字，也很少有這種相得益彰的效果了。
（主講梁文道）
《傅山的世界》
“七劍”師傅的應酬書法
白謙慎（1955-），生於天津，耶魯大學藝術史博士，曾任教於波士頓大學及哈佛大學。著有《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書畫》《與古為徒和娟娟的發屋--關於書法經典問題的思考》等。
這一時期的書法家仍然喜歡模仿古碑和金石文物上的字體，這已成了一個傳統，而傅山正好處在這個傳統的發展過程中。
看過《七劍下天山》的朋友一定都記得裏麵的一個厲害人物--“七劍”的師父傅青主。傅青主在曆史上真有其人，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學問家、書法家和藝術家傅山。
傅山是個不世出的奇人，不僅武功高強，學問淵博，還是一代名醫，很多人都吃過山西的名小吃“頭腦”[7]，傳說也是他創製的。《傅山的世界》這本書主要談傅山的書法，副標題是“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
中國書法到了明朝末年出現了一種比較奇怪的現象，就是重“碑”甚於重“帖”。學習書法的一個重要過程是臨摹，一般都是先學帖，帖的正統當然是王羲之一脈，但是到了明末清初，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碑比帖重要，開始通過臨摹碑文學習書法。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轉變？作者試圖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個人心態以及倫理道德等多方麵的變化去解釋這個過程。其中，傅山的書法起到了一定作用。看過傅山書法的人都知道，他的書法中有很多異體字，猛一看不容易認出來，而這些字據說大都是從古代碑文中找到的，尤其深受篆書和隸書的影響。
明末文化崇尚爭妍鬥麗，文人喜歡講“奇”，強調越古的東西越奇，後來又發展到追求醜，一個字越是寫得又拙又醜，越稱得上奇美。這種風氣到了清朝以後就變了，清朝人覺得明朝的學風華而不實，於是嚴謹的樸學和金石學隨之出現。但這一時期的書法家仍然喜歡模仿古碑和金石文物上的字體，這已成了一個傳統，而傅山正好處在這個傳統的發展過程中。
作者還發現，明朝之後的中國書法出現了一種新樣式，就是在一張紙或一本冊子上，你會發現字體寫著寫著就變了，一會兒是行草，一會兒是狂草，或者中間又加進去一些小楷。傅山寫字的時候還會用小字在旁邊加注，好像另一個人在評論自己的書法。也可能本來是在寫一段史記，可是突然加進來一首詩詞，看上去很有戲劇效果。
為什麼一篇文章裏可以出現不同的字體呢？作者認為，這種書寫方式是為了適應晚明時期一種新的印刷品。中國的印刷業在明朝末年已經普及，出現了很多大眾化讀物，就像今天的雜誌一樣，可以把不同內容的文章放在一起。當時有一種印法是把一頁紙分成上下兩部分，上麵那部分可能講風水，下麵那部分居然印上拳譜。在這種印刷品的影響下，書法家把不同的文體和字體糅合在一起，就沒什麼可奇怪的了。
傅山在書法史上被視為最後一位草書大師，在他之後草書就沒落了。草書一向被視為最能表現個人內心情感的書法，可是大家不知道，對傅山來說，寫草書不過是一種應酬而已。人家跟你求字，你苦不堪言，又不好推托，這時候傅山一般都喜歡寫草書，因為可以寫得快嘛。不過即使寫得隨便些，書法也還是有好壞之分的。
（主講梁文道）
《孔子的樂論》
音樂與儒家
江文也（1910-1983），原名江文彬，音樂家，曾在東京上野音樂專門學校學習作曲。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中央音樂學院教授，畢生追求創作現代中國的民族音樂，主要作品有管弦樂曲《孔廟大晟樂章》《故都素描》，鋼琴曲《北京萬華集》《在台灣高山地帶》等。
對孔子來講，音樂純淨無瑕，自成一個美的世界，它本身就是道德的。
中國文化曆來重視音樂，許多聖賢的傳說都與音樂有關，據說古代很多音樂都是皇帝創製的[8]。周朝時候，一個樂師所擔負的職責幾乎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文化部長[9]。在文化典章製度還不完備的時候，“樂”首先被提出來，作為國家政治的一部分，承擔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