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的樂論》一書中，作者江文也介紹了音樂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作用。這本書以日文寫作，在日本出版，後由台灣哲學家楊儒賓先生翻譯成中文。
我小時候在台灣上學就很熟悉江文也這個名字，那時候聽過的很多好聽的天主教聖歌，作者就是江文也。他在日治時期的台灣長大，後來到日本學習音樂，成為有名的音樂家。1938年他去了北平，此後一直沒有離開。“文革”中他挨過批鬥，後來雖然平了反，但因為勞改多年，身體嚴重受損，兩次吐血、數次中風之後就病故了。
作為一位音樂家，江文也對於孔子的樂論有獨到的理解。在他看來，孔子其實是個大音樂家，“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流露的便是他對音樂的熱愛。《論語·述而》裏有一句話：“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孔子聽到別人唱歌唱得好了，必然會請他再唱一遍，唱到動情處還忍不住要跟人家一起唱，最後的場麵大概就像現在大家唱卡拉ok一樣吧。這樣的孔子形象是我們以前很難想象的。
書中講了孔子向師襄子學琴的故事。孔子是古琴名家，他學琴十天，師襄子就說他彈得不錯了，孔子卻說，我隻是學到曲子而已，還未得其“數”（拍子和旋律）。又過了幾天，老師說，你已習其數，“可以益矣”，但孔子說，我還未得其“誌”（情誌）。然後又過了一陣子，師襄子說，你已得其“誌”，孔子說，還不行，我還沒有得其“人”。
什麼是琴曲的“人”呢？有一首著名的《文王操》是孔子傳下來的，在反複彈奏這首曲子的過程中，孔子“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誌焉”，他說自己好像遇到了琴曲的作者周文王：“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10]
他眼中的文王皮膚黑黑、身軀高大，眼睛像羊一樣溫馴，那種君臨天下的氣勢躍然而出。從中可以看出孔子非常講求用音樂去詮釋或展現一個人的人格，並將人格的體現視為中國音樂的最高境界。
在我們今天來看，音樂就是藝術，就是美，它與道德有什麼關係呢？而儒家的名言“立於禮，成於樂”[11]，禮樂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梁漱溟曾指出，儒家文化精神就是“樂”的精神。隻是禮貌規矩地依據行為規範去做事，並不算至美至善，必須融會貫通，發自內心，才能成就真正的道德。對孔子來講，音樂純淨無瑕，自成一個美的世界，它本身就是道德的。
古琴是中國重要的弦樂器，絲弦與金石竹木的區別是，鍾鼓笙笛的音律都是固定不變的。音色相對單調，而琴音可以變化無窮，每個聲音都可以組成自己的一個小宇宙，它弦出大美，漂流於大氣之間，終可以高抵上空。所以《樂記》中才說：“樂者，天地之和也”，“大樂與天地同和”。
“禮”是固定的規矩，而“樂”具有流動性。如果說禮是善的話，那麼樂就是美，“禮”隻能規範個體的行為，而“樂”能夠把所有的“禮”都統一起來。“樂”是我們大家都能感受得到的、潛藏於人心中的東西。當我們能夠感受到他人的悲喜，將自己的感受與他人的心意打通，並以一種悲憫的態度同情關懷天下所有人的時候，那便是“仁”。
（主講梁文道）
《秋籟居琴話》
琴曲的骨架
成公亮（1940-），古琴演奏家，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曾任教於南京藝術學院。先後師承梅庵派大師劉景韶和廣陵派大師張子謙。
古琴的精神，正是要賦予彈琴者一種自由的權利，在樂譜的提示下充分發揮個人的創造力，表達出自己的審美情趣和精神意蘊。
有一件事情難免讓人覺得遺憾，現在我們中國人的耳朵越來越西化了，很多人不懂得如何欣賞古琴，反而更習慣於感受西方音樂。
《秋籟居琴話》是本談中國傳統音樂的書，作者成公亮是有名的古琴家，他發現很多人之所以聽不懂古琴，是因為我們太習慣於音樂的旋律，如果旋律不明顯，我們就找不到音樂的主題。事實上，並不是所有音樂都那麼注重旋律，西方一些學院派的現代音樂也不太注重旋律。
在中國傳統音樂中，與“旋律”意思相近的詞是“曲調”或“音調”，不過它們的含義更寬泛些，多指沒有唱詞的音樂。而中國傳統音樂中最有特色的還不是曲調，而是“韻”。
什麼是“韻”呢？古人認為，音樂的出現是先有聲後有韻的，韻所表達的是種種細微的變化，包括音色的繁複以及音樂的快慢頓挫等對比關係。它更多指的是樂句中間音與音的關係，而不是樂句和樂句之間的關係，這也正是國樂和西樂最大的區別。我們在聽西方音樂時，往往會更注意這個句子的旋律與下一個句子相比是忽然高起來還是低下去？快了還是慢了？中國音樂強調的則是一個音和另一個音之間的關係，更注重音色本身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