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說，當常規的掩飾外衣脫落後，出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手足無措的可憐女人，她絕望地望著我們，然後又轉向旁邊的什麼地方，但那樣也無濟於事。她的眼淚奪眶而出，就這樣麵對著成千上萬的觀眾，絕望又孤獨，好像被拋擲到一個陌生的、無助的、原始的赤裸之中。哈維爾再一次感受到人存在的孤寂，自己在監獄中的狀況與電視上那個天氣預報員所麵對的窘迫是一樣的。
哈維爾情不自禁地對這個陌生女人充滿了同情，看到她的窘境，他也臉紅脖子粗的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想要哭出來。他感到悲哀，因為他不能幫助她，不能替她分擔這種苦難。然後他開始覺得荒謬，身為一個囚犯，為什麼要替一個電視播音員的尷尬意外而難過呢？為什麼要關心一個並不認識的人呢？哈維爾想起讀過的列維納斯[9]的書。列維納斯認為，對他者的責任是一種原始的、至關重要的情感，這種責任感比自由、意誌、目標都重要，我們都被拋入其中，並且通過它超越自己。
哈維爾說，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這種責任感是一種超越人類自身的存在，它不包含一絲一毫的私心雜念。當那個天氣預報員戲劇性地暴露出自己的脆弱和無助時，你就會感到對她有某種責任感。在那種一下子剝去了披在人身上的外衣，向人們展示自身原初的、被遺忘的脆弱性的時刻，人總是對他人負有責任的。
因而，我們對他人負有責任、懷有同情心這一點已經超出了自我意識之後的那個自我，是比自我在邏輯上更早存在的。存在的根源與現實世界並不是彼此分離的處境，而是相互聯係的現象，人的存在與這個世界是完整不可分割的。
聯係到自身處境，哈維爾說，如果把監獄也作為一個現實存在，你就不能在裏麵完全臣服，而必須超越它。因為人總有一部分存在是監獄無法封閉、無法囚禁的。
（主講梁文道）
《致d情史》
執子之手共赴黃泉
安德烈·高茲（andregorz，1923-2007），法國哲學家，《新觀察家》創辦者之一，薩特的追隨者。著有《曆史道德》《和無產階級告別》等。
你們怎麼做，就會成為怎樣的人。
環保運動如今已經成了全民參與的運動，每個人都知道它是怎麼回事，也都願意身體力行。不過大約四十年前，環保、綠色和生態學在政治上還是非常激進的想法，尤其對左翼而言。左翼以紅色為代表，而紅色指涉的是工業生產及工人力量。如果突然開始講綠色，而且和以前工業生產優先的想法剛好相反，就難免會讓人產生疑問：如果反對工業文明，會不會減少工人們的生計？工人階級的生活怎麼辦？在這場爭論中誕生了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就是本書作者安德烈·高茲。
《致d情史》這本小書與上述理論並沒有什麼關係，它隻是作者的一本愛情自傳，講述他和妻子之間的愛情故事。他們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2007年患癌症多年的妻子將要離開人世，他就和妻子雙雙開煤氣自殺於巴黎郊區的家中。這本書是高茲離世前幾個月寫下的。
書一開頭就寫道：“很快你就八十二歲了，身高縮短了六厘米，體重隻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麗、優雅、令我心動。我們已經在一起度過了五十八個年頭，而我對你的愛越發濃烈。我的胸口又有了這惱人的空茫，隻有你灼熱的身體依偎在我懷裏時，它才能被填滿。”
作者回憶了兩人從相識到結婚的經過，他說：“我們簡直沒有一點相似之處，可一點關係也沒有，我仍然能夠感覺到，我們在本質上有相通之處，一種很特別的傷痕，就是我所謂的根本經驗的東西。那是一種不安全的經驗，甚至你我的這種經驗就其本質也是有差別的，但這不重要。對於你我來說，它都意味著我們在世界上沒有既定的位置，我們隻有自己為自己打下的一方小天地，我們隻能承擔自己。但是在後來，我發現比起我來，你對此更有準備。”
所謂“根本經驗”指的是雙方幼年時在家庭中受到的傷害，這種傷害構成了他們彼此理解的基礎。他們都是在不穩定、不安全感中長大的孩子，“我們注定要彼此保護，我們需要借助彼此，共同創造一個這個世界原本拒絕給予我們的位置。為了這個我們的愛情必須也是生活的契約”。契約指婚姻，在那個時代的法國知識分子中間，婚姻好像是一個奇怪的想法。薩特與波伏娃就是眾所周知的一對，他們沒有結婚。而薩特是高茲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