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的責難
塞外隨筆
作者：楊獻平
幾個人相約在我們家院子聚攏。挑頭的有三個，一是楊三叔。論起來，他父親和我爺爺是親兄弟。二是福生爺。是村裏僅剩下的一位“爺爺”。三是和林哥，當年與我父親一起光屁股長大。另外幾個，也是本村的，有堂哥也有大伯，屬於跟風湊熱鬧的。統共五六個人。那是2008年初冬的一天，草木敗盡的南太行鄉域安子溝村沉浸在淡陽冷風之中。我母親正抱著我弟弟第三個孩子，在院子裏來回顛動轉圈，哄她不要哭。弟媳婦正在庭除。弟弟常年被人雇傭，往返於河北沙河和陝西神木，主業是運送煤炭。
“獻平咋能幹這樣的事兒呢？還是不是咱村人？”楊三叔劈頭就說。獻平是我的名字。爹娘就生養了我和弟弟。我十八歲那年以參軍的方式去了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孩子哭得讓我母親的心情跟舊棉絮一樣。楊三叔劈頭一責問，母親先是怔住，抬起臉，驚詫地看著他們。
自我記事起，因為房基地、田地澆水等等生存瑣事甚至空穴來風的幾句閑話，爹娘就常年處在高壓狀態中。楊三叔上有兩個哥哥，下有兩個妹妹。近三十年時間，他母親、兩個哥哥和兩個妹妹就和我們家時常摩擦，惡語相向、拳腳相加。楊三叔一家倒和我們一家相安無事。
我爺爺奶奶隻生養了我父親和姑姑。農村人爭鬥，吃虧的肯定是人少的一方。禍延子孫，仇及全家，是中國人的一貫思維，也是傳統中最淩厲的打擊和“消除異己”手段。在與我們家的矛盾當中，楊三叔嫁到幾裏外村莊的兩個妹妹也同仇敵愾，與他母親，即我的大奶奶、兩個哥嫂並肩作戰。在這力量懸殊的漫長“對壘”中，我們家始終處於被動挨打狀態。我個人的成長時期也被暴力籠罩、仇恨貫穿。
福生爺早年當過村支書。其一個兒子在政府部門任職。若在舊時，肯定是一位有名望的鄉紳。他二兒子和我同歲，還同學。與我們家基本沒有過衝突。2005年到2010年，在其他人的蠱惑下，福生爺以其官宦之家的“影響力”和“威力”，與村裏其他人合夥，提出要瓜分我們家名下的一片橡櫟樹坡地。那時候，整個南太行鄉域都被板栗的效益推動，人們紛紛將石頭深嵌、荒草遍布的山坡刨鬆軟，栽種上板栗樹。板栗樹苗剛成活，他們就開始鬧。大隊和鄉幹部也參與其中。我覺得不可思議，一個養尊處優的老人家，怎麼還會在乎那點荒坡呢？和林哥性情直率，有名的大老粗，他參與甚至主導一些事情，背後站著的往往是他老婆，一個凶悍而又有心計的鄉村婦女。
“恁家獻平在報紙上、網上寫咱村的事兒，說俺們不好，說咱家鄉不好！這不是敗壞咱村、咱家人名譽嗎？”楊三叔說。福生爺本來瘦小，做了胃癌手術後更為羸弱，也掐著腰說：“好歹也是這兒生的人。”和林哥說：“老人們常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咱這再不好，可也是咱家啊！”其他人附和說：“就是，就是，獻平做這個事情太沒有道理了！”
可能是在鄉村受委屈和欺辱多了的緣故，母親也怕，一看這麼多人到自己門前興師問罪，頓時慌了，全身顫抖，抱著孩子，一臉驚恐地說：“俺不知道這事兒啊，啥時候俺問問他。”福生爺說：“這個錯不了，白紙黑字都在這兒！”一邊說著，一邊揚揚手中攥著的一遝白紙。和林哥也說：“這不是，上麵還寫著咱村名，二大爺的名，福生爺的名，……咱安子溝的人事兒都在上麵。這把人都丟到全國世界去了！”其他人嗯嗯附和著說：“可不就是！這下可好，咱安子溝的壞人壞事可有名掛號了！”
“是？”我母親滿是皺紋而又黑紅的臉上漾著驚恐、疑惑和不安。其他人以肯定的口吻再次加強了剛才的語氣。“那聚平回來了，俺讓他問問獻平。”母親怯怯地說。
眾人說：“教育他以後可不要再像這樣了，咱都是一家人。”“家醜不可外揚！老人們說了的！”
兩天後，我正在辦公室為一篇公文手指舞動，心如鋼鐵。電話響。一看是弟弟，語氣也十分沉肅，感覺像警察審訊嫌疑犯。他問我到底有沒有寫過咱村的人事兒。我說確實寫過！他又問，是不是發表在報紙上，還有網上？我說是！
“哥，可不要這樣了啊，福生爺、楊三叔、和林哥等七八個人到咱家裏來了，跟咱娘說，你寫文章罵人家，還說咱村這裏不好，那裏也不好。”我也震驚和驚慌。震驚的是，我老家人居然注意到我寫的那些東西；驚慌的是，我在外地多年，家鄉人再凶，也拿我本人沒招兒，可爹娘和弟弟一家還在那裏生活，弄不好，我惹的禍會轉嫁到他們頭上。
一人惹禍，遷怒於其家屬，與一人獲罪，誅殺九族如出一轍；前者是民間法則，後者為廟堂律令。我立馬上網搜索。那些文章都還在，有中國作家網、八鬥文學網、榕樹下及各種文學網站和論壇。我找到網站和論壇的聯係電話和信箱，逐一要求他們刪除。心情很激動，也很惶恐，不是怕家鄉人如何對待我，而是擔心家人。我知道故鄉人對待冤家的手段。一種明著來，上門或在田間、路上相遇進行言語攻擊或者使用肢體語言；如2000年春天，弟弟就在田間遭到了楊三叔二哥及其兩個兒子的痛擊，幾成腦震蕩；二是暗著來，以損壞對方莊稼、房屋、樹木等財產為主要手段，或用手腳拔掉新栽的樹苗、踐踏莊稼，或以澆灌硫酸的方式，使成材的大樹腐爛枯死。
“讓他們找我來！”在電話裏，我給母親和弟弟壯膽。弟弟說：“他們不敢找你，就找咱娘！”我歎息一聲，心裏滿是後悔。我最初寫那些文章，也是出於一種憤怒心理，還有悲哀、恨鐵不成鋼、希望借此警告並促使他們文明一些等想法。當然，寫具體人事時，也受痛恨情緒影響，將之說得十分可惡而又卑劣，盡管有些也是事實，但總有誇大成分。席勒說“生活是嚴肅的，藝術是寧靜的”，我覺得寫人物一定要冷。表麵的熱和情緒化會導致情感變形甚至虛假。而那時候，我卻是熱的、激烈的，甚至是仇恨的、鄙夷的，受情緒左右明顯，導致了文章的褊狹、失真和不公正。
與之相對，那些年，幾乎所有關於鄉村的文章，都是唯美的、與世隔絕的，無一不是詩畫田野，夢裏桃源，幹淨、古樸、素美、簡單、自在、與世無爭、人心溫暖、草木有靈等等。我寫那些充滿原始暴力和自相戕害的文章，顯然與大的文學環境不合拍。但又覺得自己沒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一直作為傳統文明集結地與堡壘的鄉村就開始崩潰了，“向錢看”“抓到手裏就是自己的”成為全國人的一種基本價值觀和群眾運動，作為城市文明餘孽的鄉村雖然在這方麵遲鈍一些，但也很快加入了這一聲勢浩大的集體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