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時路過另一個叔叔家。那位叔叔叫楊同聚，老家在河南。1960年逃荒到我們安子溝村後，被一個有一女而無子的爺爺收養，改姓為楊。在村裏，他也是弱者之一。後來篤信基督教，前兩年在武安打工時突發腦溢血而死。他妻子很聰明，意識到自己實力弱，就依附於村裏更強悍的人，一個是和林哥，一個是福生爺。瓜分我們家荒坡、指責我寫文章丟村人醜等活動她也積極參與。但從不主動靠前，和林哥和福生爺怎麼說、怎麼做，她照葫蘆畫瓢，亦步亦趨。
我對母親說，這就是一種生存智慧。當你自己力量達不到，甚至不能立身時，依附更強的人，未嚐不是好策略。
活生生的例子，可母親就是學不會。
學不會就得吃眼前虧。
2010年後，村子逐漸空了。不斷有人去世，癌症；有些人老了，或者身有重疾。自顧不暇，和我們家的摩擦也隨之減少。我和弟弟年齡漸長，鄉親們也有了一些肯定和懼怕。永遠向著強者低頭，並順從於更強者，這是中國農民的一個生存慣性。我也知道，所謂的懼怕，絕不是因為某個人，而是其目前所能達到的某種效果和後果。比如，托一些關係去做一些讓他們受損失的事，借助公權力讓他們也得不償失等等。這是最悲哀的，如同他們以人多勢眾這個“民間法則”或者借助於某個對公權力有一定支配力的人，對更弱者施以無端的打擊和掠奪……他們自己也害怕遭到同樣的傷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及很多的儒學教條始終是空話，從沒落到過實處。
我寫故鄉人事的文章，早期的有《我的故鄉安子溝》等十多篇。其中《我的故鄉安子溝》（至今還掛在中國作家網上）寫得最差，將安子溝人事和盤托出，沒有一點提升。惹怒家鄉人的，也是這一篇。現在再看，當時心境躍然紙上。其中憤怒和悲哀情緒簡陋、直接還粗糙，語言和結構也差到極點。作為文學作品，它顯然是劣等的。如果作為一種個人記錄，倒有些時代特征和個人成長痕跡。從那時候開始，我就對美化、詩化鄉村的文章和宣傳品很反感。也覺得，住在城市的知識分子根本不知道鄉村發生了什麼。即使是經曆過上山下鄉和“文革”的那批人，也隻是將闊別經年的鄉村作為一種精神烏托邦，用極度懷念的心態，尋找“家園”的士大夫思維，強加給鄉村一些子虛烏有的浪漫與簡樸的原始色彩。
我們的鄉村一直在崩潰。農民作為最基層的社會人群，即使沒有那些自相戕害，其現實生存也是艱難的，他們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間，麵對的是烈日毒照、雷電滾擊、風雨兜頭及地震、泥石流、洪澇幹旱等自然災害，唯有強體力勞作、祈天拜神，他們才能有的吃、有的穿。何來簡樸詩意，何來寧靜複古，何來恬淡幸福？有相當一些寫鄉村和邊地的散文隨筆，詩意的嘴巴裏，嚼著的是農民和遊牧民的現實苦難；偽飾的行頭上，懸掛著農村和邊地人群的疼叫與貧賤。而大批知識分子的美譽乃至無形的引導，更是雪上加霜。
鼓吹鄉村和邊地寧靜祥和，天人一體，大地寥廓、美景永在的時候，有沒有顧及他們的真實生活境遇，有沒有真正地了解和理解當代農村和邊地？
作為一種文學書寫，大致是可以的（盡管會給大眾乃至決策者以錯覺）；如果上升到一個意識形態，那就是罪孽，更是對鄉民的真實生存境遇的遮蔽和篡改。我2000年前寫故鄉的那些文章，確實很褊狹，情緒化也很重，談不上什麼提純和境界。曾有幾年，我放棄了對故鄉——南太行鄉村的文學書寫，主要原因就是一時無法解決自己的褊狹認知和仇恨情緒。2009年3月，父親罹患癌症辭世，我忽然放下了很多仇恨，心境變得從沒有過的平和。在一個資源匱乏、生存艱難、勞動獲得愈發艱難的鄉域，他們所做的一切，都不過是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好，更像個人而已。盡管其中有些人性惡的具體呈現和實施，但那也不唯一時一地，一個和一群人，而遍及全人類。
人和人之間最理想的境界是寬容和理解，一個人最好的品質是寬恕。同情和悲憫是強者對弱者的。而中國農民，尤其是北方農民，整體上都是弱者。弱者和弱者之間最好的關係是合作，合作才會形成更強大的力量，合作也才會創造更符合理想的生活。
2010年之後，我又一次開始了對故鄉的書寫。采取的方式是安靜甚至冷靜的敘述和呈現，盡量不加入個人感情色彩，自覺屏蔽掉促狹心理，特別是那些對我們家人有過傷害的人，述其事，陳其情，把文章寫得好看，能讓人讀下去，就是最好的效果。2012年，我寫了《生死故鄉》，以具體人的命運遭際和現實境遇為主要手段，較為藝術地呈現南太行鄉域人群在這個時代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困境。其中一些篇章，自己相當滿意；如關注鄉村突遭他殺而不報案的《後事》；憐憫和表現鄉村智障人群生活狀態的《張劉家往事》；書寫鄉村光棍群體情感和生理乃至命運悲劇的《金戒指》；暴富農民在經濟崩塌之後妻兒一夜之間消失的《灰故事》；回溯鄉村民間曆史和文化信仰及傳統的《重回蓮花穀》；記敘親人之間仇殺的《奇遇記》等。
現在留在鄉村的，大多數是學習成績極差，進城無望及老、弱、寡、癡，因一時失誤而墜入更底層、更貧苦層麵的少數人，看書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奢侈，所謂的文學在他們看來不如廁紙，如果文縐縐地去寫紀實文學，而且長篇大論、高舉高蹈、再強加給他們一些所謂的高級思想、大套理論，我覺得那是對農民的一種架空和剝奪。盡可能地藝術還原他們的人生現實和悲愴命運，想必是尊重他們的一種方式，也是對那些無能力發出自己聲音的人群的一種體恤。
值得高興的是，近幾年來，家鄉的一些孩子們，1995年後出生的，有些開始注意到我寫故鄉的文章。眼界和識見也令人欣慰和刮目相看。其中有一個叫王萌萌的在校大學生寫了一篇文章，談了對我及我寫故鄉文章的看法。她說：“有一個南溝（我們安子溝小隊隸屬於南溝大隊）的同學告訴過我，他們村的人並不怎麼喜歡楊獻平。因為他將他們的生活呈現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人展覽了他們的隱諱，（甚至）造了他們的‘謠’。人們麵上敬他讚他，心裏卻有些怕他。這對一個熱愛故鄉的作家來說是十分痛苦的。他熱情地歌頌著自己的村莊，用自己最美的文字最真的魂寫下了一頁頁鄉村摻雜著血淚的曆史，然而他的故鄉並不感激他，反而在精神上驅逐著他，使他的靈魂和身心一俱遊蕩在故鄉之外，像一個再也找不到母親臂膀的孩童般漂泊。”
每讀至此，不由潸然淚下。
（責任編輯 楊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