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主題探析
海外采風
作者：任紅娟
摘 要：本研究以特隆德·雅各布森（Trond Jacobsen）等人撰寫的《喚醒“集體記憶”：檔案學概念出現圖譜》一文為基礎，分析了國外集體記憶研究的四種研究視角以及基於引文網絡連通性和高被引文獻形成的主路徑，梳理了國外集體記憶研究的主要研究軌跡，並著重介紹了與檔案學相關的集體記憶觀點，以期使我國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能夠在充分把握國外研究脈絡的基礎上，推動該主題深入研究。
關鍵詞：集體記憶；主路徑分析；研究視角；國外；外國檔案學
Abstract：Collective （Social） memory is a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theme as well as gradually being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archival science. Based on the paper “Invoking ‘collective memory’： mapping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 written by Trond Jacobsen， Ricardo L.Punzalan， Margaret L.Hedstrom， the paper analyzes deeply the four thread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archival science abroad and the main path on the basis of connectivity of citation network and highly cited document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sects the main research trajectory and introduces the prominent collective memory viewpoint related to archival science. The research objective of the paper i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collective memory in China based on fully grasping the foreign research vein.
Keywords：Collective memory；Research trajectory ；Main path analysis；Abroad；Foreign archives
1 引言
2013年，美國學者特隆德·雅各布森（Trond Jacobsen）等人發表了《Invoking “collective memory”： mapping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一文，這篇文章利用國外的幾個重要檔案學刊物，搜集了1980年～2010年檔案學集體記憶的研究成果，並根據這些論文之間的引文網絡確定了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的主路線和有影響力的作品、作者以及主要的研究分支，[1]這對全麵掌握國外集體記憶研究全貌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同時也對推動我國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意義。
本研究擬在此綜述文章的基礎上，結合文中提煉出的主路徑文獻，剖析其具體的研究觀點，並基於檔案與記憶的關係梳理了國外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的四條研究路線，為我國學者了解國外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提供參考。
2 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主路徑文獻分析
2.1 主路徑分析方法及數據來源簡介。主路徑分析方法（Main path analysis，MPA），是1989年由諾曼·哈蒙（Norman P.Hummon）和帕特裏克·多利安（Patrick Doreian）基於引文網絡的連通性提出的一種新的引文分析方法，該方法通過識別從源點到彙點的最大遍曆權重（SPC值）連通路徑來捕捉引文網絡中的最關鍵連接以實現研究領域主要發展路徑的識別。[2]
雅各布森等人[3]在其研究中利用《American Archivist》、《Archivaria》、《Archives and Manuscripts》和《Archival Science》4種期刊1980年～2010年出版的有關集體記憶文獻作為分析對象，經過關鍵詞搜索和人工的內容瀏覽，最終確定了165篇文獻作為分析對象。筆者結合被引次數、SPC值以及文獻內容的閱讀，遴選了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中的12篇文獻構築了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的主路徑。
2.2 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學術觀點剖析。1990年，福特發表了《記住和忘記：檔案、記憶和文化》一文。這篇文章出現在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的主路徑中原因有兩個，一是他是第一個將哈布瓦赫和洛文塔爾集體記憶研究引入檔案學的學者，二是因為福特是第一個提出通過擴展交流的時空範圍來凸顯檔案記錄能量的學者，他認為檔案記錄可以促進信息跨年代的連續轉移。
1993年，理查德·考克斯（Richard J.Cox）在其論文《公共記憶的概念以及它對檔案公共交流計劃的影響》中提到：公共（或集體）記憶研究成果中，有三本書對於北美的檔案學家是很重要的，他通過對這三本書的介紹，希望讓檔案學家能夠了解檔案宣傳的重要性。他強調：檔案不是一個事物，而是一個交互和解釋的過程。
1996年，法國哲學家雅克·德裏達（Jacques Derrida）在《檔案發熱：弗洛伊德主義的印象》中，巧妙地通過紀念、宗教、時代和技術的擴展冥想，利用解構主義分析方法分析了檔案的概念。這篇文獻從發表至今，已經被引用了1700多次（來自google scholar的數據），是對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影響非常大的一部著作。
2001年，布羅斯曼在《檔案保存的過去：記憶、曆史和檔案記錄的保管》一文中呼籲進一步探索檔案學對過去的理解，以及檔案行為如何定義和構建不同版本的過去。他將檔案學家分成兩類：曆史檔案學家和記憶檔案學家，其中曆史檔案學家主要關注“找到記錄，並在其中發現證據，從而形成對過去的線性陳述”；記憶檔案學家關注“將過去殘留作為材料來促進完整的知識、社會認同和群組意識的形成”。
2002年，赫德斯特羅姆撰文《檔案、記憶和過去的界麵》，利用計算機設計的概念“界麵”一詞來描述檔案學家如何通過“讓用戶能夠，但也有限製地解釋過去”的方式發揮文獻和用戶之間的媒介功能。同年，施瓦茨和庫克在論文《檔案，記錄和權力：現代記憶的形成》中提到：檔案學家在重構和解釋曆史的過程中，認定他們自己是客觀的、中立的，而實際情況是他們對於檔案這種記錄形式的記憶還原，不可避免地會受主觀和社會權力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