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回日本建法西斯內閣華北成再分裂態勢(2 / 3)

《國策基準》提出:日本的根本國策是“在大義的名分下,內求國基之鞏固,外謀國運之發展”。就是要牢固確立日本在東亞的統治地位。從這一點出發,《國策基準》為“在外交國防密切配合下,在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的同時,向南洋發展。”為此提出了四項基本綱要,分別規定了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針。

大陸政策的基本方針在於:“謀求滿洲國的健全發展,鞏固日滿國防,消除北方蘇聯的威脅,並防範英美,實現日滿華三國的緊密合作。”

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針為:“向南洋,特別是向外南洋方麵,謀求我國民族的經濟發展,力圖避免刺激其他國家,逐步以和平手段擴張我國勢力。”

日本統治集團認識到同美英的對立情況下,仍然這樣提出問題,可以認為不是“出於單純的軍人征服欲望,而是侵略滿洲以來的戰時經濟的必然結果。”中日戰爭對於日本來說,不論是軍事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是難以負擔的。隨著戰爭的擴大,軍需物資的需求迅速增加,其國內經濟不斷惡化,日本統治集團不能不決定到南洋去謀求“民族經濟的發展”以“充實和加強國力”,為此不惜激化同美英法荷等國的矛盾。

五相會議所通過的《國策基準》,是日本法西斯軍人依靠和利用天皇製,推行國家法西斯化的產物,它充分暴露了日本稱霸遠東進而向太平洋擴張的野心。五相會議標誌著日本帝國主義已經走上了國家戰爭總動員的道路。

五相會議後不久,8月11日,廣田弘毅內閣根據《國策基準》,通過了《對中國實行的政策》和《第二次處理華北要綱》,進一步重申要使華北五省“特殊化”,以達到對華北五省實行“政治分治”戰略,最終肢解中國的目標。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一直沒有停止對中國的侵略。繼1932年發動“一.二八”侵略戰事之後,1933年,日軍繼續向熱河推進。

1933年1月1日上午,綏中日軍向榆關(即山海關)調動,下午,日軍在南關外鳴槍、投手榴彈進行挑釁。並向南門外中國守軍的步哨射擊,哨兵被迫退入城內。中國守軍第9旅派人責問,日軍反誣陷中國駐軍挑釁。

日軍製造榆關事件後不斷擴大事態,4日,日軍五六百人在戰車掩護下,進攻何國柱部防地五裏台附近陣地,同時出動飛機轟炸石河陣地。6日,日軍在榆關已增兵達6000餘人,在飛機、坦克配合下,進攻三河陣地,並轟炸秦皇島附近的村莊。駐秦皇島日軍第二特遣艦隊司令津田,提出中國軍隊撤出秦皇島的無理要求。

11日,日本政府對中國政府4日提出的抗議複照外交部,誣稱榆關事件是由於中國軍隊向日本憲兵住宅擲彈,開槍及開炮所造成的,日方對此“不能不采取自衛行動”。這一天,日本陸軍省發表聲明稱:“熱河為‘滿洲國’之一部,而滿洲國對於擾亂該省治安或侵入該省內的不逞分子,應視為侵略者而講求自衛手段或討伐手段。”

同日,中國外交部為榆關事件向英、美、法、意、比、西、荷七國政府分致節略,抗議日本非法利用《辛醜條約》特權侵略山海關,屠殺該城無辜平民,敦請各國注意日方行動。

日軍侵占榆關,激起了全中國各界人民的反對,各民眾團體紛紛電促國民政府出兵抗日。海外華僑團體亦致電國民政府,要求收回失地,並表示華僑誓為後盾。全國各地工商界通告工會會員抵製日貨,禁用日貨,要求政府迅速出兵。

中國軍界人士紛紛要求出兵抗日。馮玉祥、蔡廷鍇、閻錫山、宋哲元、韓複榘、傅作義、徐永昌等,明確表示願率本部北上抗日。曾在1932年底被日軍重兵包圍遭襲擊,被迫退入蘇聯境內的東北義勇軍將領馬占山、蘇炳文、張殿九、謝珂等愛國將領,從蘇聯發電致國民政府,要求政府援助回國,率隊抗日。

日軍占領山海關以後,加緊部署攻占熱河,將三宅騎兵部隊、茂木騎兵旅團開往錦州西部。1月28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武滕,下令第1師團接管第6師團現行任務;在2月24日前,第6師團集中兵力於警備區域及奉天至四平鐵路沿線。

日本關東軍部署進攻熱河的作戰方案,是以第6師團、騎兵第4旅團及偽軍張海鵬部進攻熱河東部;以第8師團、第14混成旅團進攻熱河南部及河北省邊境。從而構成割斷華北與熱河之勢,壓迫張學良所部。

2月下旬,日偽軍共10萬人,分三路大舉進攻熱河。北路由通遼侵開魯;中路由義縣犯朝陽;南路由綏中攻淩源。

此時中國守軍號稱20萬人,實際兵員不足10萬,在裝備、訓練方麵大大低於日軍,身為前敵總指揮的熱河省主席湯玉麟腐敗無能,貪汙成性。其東北軍人數也大有出入,中國軍隊吃空餉是軍隊通病,而東北軍自張學良在中原大戰入關後,其空餉比例更高於其他部隊,高達50%以上。東北軍一觸即潰,熱河全省旬日之間就全部淪陷,全國人民極為悲憤,紛紛譴責蔣介石和南京政府。

3月5日,張學良見湯玉麟棄守承德,召開緊急會議。張學良請國民黨中央將熱河不戰而退的將領予以懲處,下令通緝湯玉麟。

同時,孫科在上海對記者談話說:“熱河天險,守軍達10萬餘,不料戰事竟未及十日,而全線崩潰,承德陷落,誠出人意料。計算日軍每日進展,途經50裏,如入無人之境,謂為抵抗,激烈戰爭,其誰能信?前線指揮之湯玉麟各軍事長官,應予以嚴懲。即負責最重之張學良,亦應引咎辭職,以謝國人。”

3月7日,張學良致電國民黨中央引咎辭職。

張學良引咎辭職後,蔣介石即委任何應欽代北平軍分會委員長職。並調中央軍3個師北上,以穩定長城前線戰局。何應欽秉承南京政府一麵抵抗,一麵交涉的政策,守住長城各口,依靠長城,阻止日軍進犯。何應欽以宋哲元之第29軍接替東北軍擔任喜峰口、羅文峪到烏蘭峪,長達300餘裏的防線。

第29軍為馮玉祥舊部改編。劉汝明為副軍長,編為3個師,第38師師長張自忠,下轄3個旅,旅長分別為黃維綱、佟澤光、張傑;第37師師長馮治安,下轄兩旅,旅長為趙登禹、王治邦;暫編第2師師長劉汝明,下轄1個旅,旅長李寶田。

3月9日,日軍服部、鈴木兩旅團聯合先遣隊抵達喜峰口,趁萬福麟部與第29軍37師交接防務之際,向喜峰口萬福麟部發起進攻。萬部抵擋不住,致使日軍占領了喜峰口外前沿製高點孟子嶺。

是夜,第37師旅長趙登禹奉令,派王長海團以急行軍前往增援。王長海組織大刀隊500人,分兩路黑夜潛入日軍陣地,趁日軍酣睡,用大刀砍殺,奪回陣地。次日拂曉,日援軍四起,大刀隊始撤還。

3月10日,日軍服部旅團增援喜峰口,在炮火掩護下,由董家口、鐵門關發起進攻,占第二關門及兩側高地。宋哲元令趙登禹旅、第38師張自忠部、暫編第2師劉汝明部增援喜峰口。

同日,日軍第8師團第16旅團向古北口發起進攻,占將軍樓口高地及炮石口長城線一角。中央軍25師關麟征部趕到,部署第二道防線,協同東北軍王以哲部112師禦敵。

3月11日晨,日軍全線炮擊喜峰口,我官兵拚死迎擊,消滅日軍百餘名,至下午3時半,西側高地棄守。宋哲元手諭全軍:“無論如何,要拚命保陣地,國家存亡,本軍存亡,在此一戰。”

下午4時,趙登禹令216團團長劉景山率部反擊,經兩小時肉搏激戰,將兩側高地奪回。是夜,趙登禹旅再次派隊繞到敵後,占領日軍炮兵陣地,摧毀日軍大炮18門,燒毀輜重糧秣,砍死日軍官兵數百名。這一行動給驕橫的日軍以嚴重懲罰,在日本國內引起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