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回 蔣尋求中蘇再結盟
宋假意華北行自治
1933年長城抗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將觸角伸到華北，滅亡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蔣介石便開始從國際大局勢上謀劃對日戰略。在他認為，一旦與日本展開全麵戰爭，可能的盟友隻有蘇聯，因此恢複和加強與蘇聯的關係顯得十分重要，當然這裏麵必然會牽涉到中共問題。1934年3月1日，蔣介石在江西指揮大軍進攻中央蘇區紅軍之時，國民黨北平分會參謀長楊傑率軍官考察團抵達莫斯科。
30年代後期，國際形勢十分險惡，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日益明顯。從1934年到1936年，日本的軍費在國家預算中的比例從34.4%增加至70%；德國的軍費從21%增加到67%；意大利的軍費也從20%增加至52%。麵對這種情況，斯大林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他相信戰爭已經迫在眉睫，蘇聯在東西兩方麵受到威脅，而且很可能在它還未來得及準備好之前，大戰就爆發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在遠東給蘇聯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
此時蘇日兩國關係非常緊張，兩國都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蘇聯調兵遣將，製訂計劃在遠東發展工業以加強國防。斯大林雖然固守中立，拒絕同英國和美國合作反對日本。但真心話是希望中國強硬起來，頂住日本的侵略，最終將日本拖在中國戰場上，使其無法也無力向蘇聯攻擊。因此，楊傑的到訪，正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他必須支持中國，支持蔣介石對日強硬，堅持抗戰。客觀地說，中國的抗日也是為蘇聯的安全提供保障。
3月7日結束訪問，蘇聯副外交部長索科尼柯夫告訴楊傑，蘇對日作戰有把握，擊敗日本後必將東北歸還中國；中國對日態度應堅決，中蘇應合作。楊傑回國後，將蘇聯的態度向蔣介石報告。
1934年10月16日，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廷黻到達莫斯科，開始尋求恢複與蘇聯中斷的關係。他帶去蔣介石提出的兩個問題：
一是中蘇之間有一係列共同利益，如果蘇聯的利益和地位受到打擊，也就是對中國利益和地位的打擊，不知蘇聯政府是否抱有同感？
二是1927年至1929年間，中蘇關係破裂時，蔣介石是中國領導，這個事實，是否會影響到中蘇關係的發展？
蘇聯方麵的回答令蔣介石感到寬慰：蘇聯對發展同中國的關係，沒有任何懷疑。蘇聯在同中國起領導作用的蔣介石的關係方麵，“不是從回憶過去的感情出發”，蘇聯“也像尊敬其他對我們友好的領導人一樣尊敬他，任何個人因素，任何成見都不能影響我們的這個立場”。
蔣介石伸出橄欖枝，中蘇迅速恢複大使關係，鄧文儀為駐蘇武官，當駐蘇大使顏惠慶到達莫斯科時，國際媒體這樣評論：他真是一個策略專家。派去恢複正常外交關係的大使竟然由一個京劇團陪同。他先讓張學良開槍叫蘇聯人品嚐中國子彈，然後又請梅蘭芳唱戲叫蘇聯人領略中國藝術。
共產國際和蘇聯此時也在變。共產國際的主要工作，由反對社會民主黨轉變為結成反法西斯統一戰線。1934年9月，蘇聯參加了國際聯盟。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政府不得不采取非常靈活的外交政策，以擺脫其孤立地位。同時不僅在道義上支持已經成為侵略犧牲的愛好和平的國家，而且給予它們實際援助。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也在變，他在尋求國際上的支持和國內的統一。10月18日，蔣介石在孔祥熙官邸會見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蘇聯簽訂“真正促成中蘇間的真誠關係和能夠保障遠東和平”的協定。鮑格莫洛夫得出結論，蔣介石指的是秘密軍事協定。
11月，孔祥熙根據蔣的旨意，向鮑格莫洛夫詢問：如果中國政府被迫武裝抗日，通過海路無法獲得軍需物資，能否經新疆從蘇聯方麵得到軍需品？
蘇聯副外長斯托莫尼雅科夫，於11月19日通知鮑格莫洛夫，蘇聯政府同意賣給中國軍用品，請他就此通知中國政府。
1935年5月，蔣介石又指示顏惠慶向蘇方表示，一旦蘇日戰爭爆發，中國軍隊支持蘇聯。1937年4月，孫科與鮑格莫洛夫就蘇聯援華方式進行會談，會談結果，蘇聯答應以戰爭貸款方式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且利息率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