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的改善，為中國抗日戰爭創造了一個極為有利的周邊國際環境。蘇聯以武器貸款的方式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對中國的抗戰是個巨大的支持。
謀取歐美國家的經濟援助也是中國外交的重要方麵。中國經濟落後，國民政府難以進行充分有效的戰爭準備。蔣介石曾坦誠說：“就是日本人讓我們來盡量準備國防，我們人力和財力哪裏趕得上呢？”於是國民黨政府便利用帝國主義在華矛盾衝突，多方尋求歐美國家的經濟援助。
長城抗戰失敗後，國民黨政府開始與歐美主要國家加緊聯係，1935年，宋子文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會談，試探美國的態度。華北事變後，中國銀行董事長陳 甫等人再次抵美，希望取得美國對中國幣製改革的支持，其結果簽訂了“中美白銀協定”。
1935年12月，蔣介石派鐵道部長張家傲，赴歐洲各國進行鐵路投資談判，從1936年起，先後與德、英、比、捷、法等國，簽訂了數筆鐵路貸款協定，據統計，從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國民政府與歐洲各國簽訂的鐵路貸款高達1.57億美元，對中華民族的抗日是有利的。
此外還與歐洲各國達成多筆其他各種借款協定：1937年春，孔祥熙訪問歐洲，與荷蘭孟德宋公司達成中國銀行信用貸款100萬荷幣；從法國銀行團分別取得中央銀行調整金融借款2億法郎，購置軍用飛機貸款1.2億法郎；與捷克司各達公司達成購買飛機、工業原料借款1000萬鎊等多筆借款協定。後因抗戰全麵爆發，這些和約未能全部兌現。
1937年春，日本極力與英、美拉近關係。由於日德簽訂反共條約，使英國擔心日本利用這一條約既對付蘇聯，也對付英國。故而幻想通過談判“重開遠東新政”，與日本協調關係。
日英接近，引起了國民政府的不安。國民政府為加強中英關係，孤立日本，先後派出中國參加英國國王加冕特使孔祥熙、翁文灝等赴英，商洽中英關係。
美國在中國的競爭，此時處於劣勢地位，對日本企圖限製其在中國的發展表示不滿。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危害美國在華利益，強調尊重中國的主權，保障門戶開放政策的實行。國民政府為爭取英、美援助，也進一步密切與美國的關係。
5月19日，中美無線電話開通典禮在上海舉行，兩國關係向前發展。
對日本侵華勢力采取拖延政策，是國民政府的應對政策之一。這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一方麵國內民眾抗日激情高漲；另一方麵中國抗日的各項準備工作，沒有實質方麵的進展。
日本侵華勢力露骨地宣稱，“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個新的華北政權”，1935年1月4日，日本關東軍召開大連會議，決定華北問題必須整個解決，要扶植能夠忠實貫徹日本要求的誠實的政權，意圖扶持傀儡。
最初，日方曾希望扶植一些失意軍閥，如段祺瑞、吳佩孚、孫傳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著，把目標對準了華北地方實力派人物，他們首先看中的是閻錫山和韓複榘。蔣介石為了拉攏他們，尤其是穩住閻錫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時，特意繞道太原，向閻錫山表示慰問和安撫。閻錫山決定到南京出席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表示服從中央。
1935年上半年，在中日“親善”、“提攜”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離華北的行動，先後製造了張北事件、察東事件等，迫使國民政府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與日軍代表土肥原簽訂了《秦土協定》。7月，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訂立了《何梅協定》，喪失了中國在河北和察哈爾的大部分主權。
1935年10月，日本駐天津領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締妨礙“自治”的機構，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壓力的同時，又許以“華北自治政府首腦”的職位，對宋哲元進行試探和引誘。11月，土肥原要求宋哲元於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則日軍將采取武力行動。
此前，蔣介石迭電宋哲元，軟硬兼施，既鼓勵宋忍辱負重，無論如何要頂住壓力與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異動”，一切聽從中央。但卻不提任何具體有效辦法，讓宋哲元自己想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