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聽了這句話，沉默了一下，好象有很多感慨的樣子。這時，宋家兄妹一致對周表示感激。宋美齡俯身對蔣說：“周先生是來同你商談救國大計的，你聽清了沒有？”宋美齡直起身又說：“你們本是同校故交，今日會麵，要互相見諒。此次委員長在西安出事，多虧周先生千裏迢迢前來斡旋，實在感激得很！”
蔣介石向周恩來表示了三點：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周解決一切（所談如前）；他回南京後，周可直接去談判。
1937年2月10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中共抓住時機發表了《致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公開提出了著名的“五項要求”與“四項保證。”
要求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采納的五項要求是：
一 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二 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三 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
四 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五 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國民黨接受這五項要求的前題下，中共提出了四項保證：
一 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黨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 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
三 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
四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中共的主張一出，立即受到全國各界的歡迎。稱讚中共的主張，敦促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開成團結抗日的大會。全國要求實現團結抗日的熱潮，已成不可阻擋之勢。
1937年3月中旬到4月上旬，周恩來從延安到杭州，同蔣介石進行直接談判。蔣介石因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給他留下頗深印象，因此，他對周恩來來杭相見，極為高興。
關於蘇區改製問題，蔣介石說：“邊區可以是一個整體，不予分割，但邊區的主要行政長官要由南京出，此人可以由你們在國民黨中挑選。邊區政府的其他副職，均由你們推薦，工作也由你們自己幹，國民黨不來幹涉。目的是為了應付各方，否則我不好辦。”稍停又接著說：“幾個月之後開國民大會和國防會議，共X黨可派代表參加。”
關於紅軍改編問題。周恩來說：“紅軍可以取消名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軍事委員會及蔣委員長統一指揮，準備為國防需要而調赴前線。
紅軍具體編為3個師、6個旅、12個團及其直屬部隊，總人數不得少於4萬人。原蘇區地方部隊改為地方民團及邊區保安隊。3個師以上設立總指揮部，各級指揮員由我方推薦，國民黨任命。國民黨不得向紅軍派遣副佐人員及政訓人員。紅軍改編後，各種薪餉待遇應與中央軍相同。紅軍的防地應增加。
在談話中，蔣介石承認共X黨有革命精神和民族意識，是新生力量，認為過去因國共分裂導致革命失敗，造成軍閥割據和帝國主義占領中國的局麵。他似有所悟地說：“我過去有錯誤，要檢討，你們也要檢討過去的決定，堅持新的政策。”蔣表示希望今後再不要打內戰，要永遠合作下去，“我死了也不要分裂，免得英、日聯合起來瓜分中國。”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了。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對於國共雙方合作起了催化作用，但也為後來的磨擦乃至戰爭留下了後患。
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共轄第115、第120、第129師3個師，林、賀龍、劉伯承分任師長，總兵額45000人。八路軍主力從8月底陸續開赴前線。
從1937年8月開始，國民黨陸續釋放被關押的中共黨員和其他政治犯，後基本全部釋放。
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承認中共合法的公開講話。講話承認了在“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中共的合法地位，願意在國家存亡危急之秋，與共X黨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
以9月22日發表的《中共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的廬山談話為標誌，第二次國共合作終於正式形成。
雖然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連年用兵，軍費不斷增加，財政赤字日增，這期間的經濟政策還是促使中國經濟取得了較好的發展。成為二十世紀最好的三個經濟發展時期（包括新中國建國初期至1957年、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之一。
1935年10月10日，蔣介石正式發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意義及其實施》，其主要內容是闡發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與新生活運動之關係。在他看來，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指全國各業總動員，以提高國民之生產與消費能力，增加輸出，減少輸入等一種普遍經濟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總目標為：盡人力、辟地利、均供求、暢流通，以謀國民經濟之健全發展。
蔣介石經濟建設的主導思想，就是在不改變所有製的經濟格局下，建立和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以求得國民經濟的全麵增長。蔣介石倡導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的真實動意，是在日本侵華企圖日益明顯的背景下，希望通過建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體製，充實他控製政治局勢的經濟實力。1935年11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的國民經濟建設綱要成為國民黨今後的根本方針之一。
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中國經濟建設方案》。之後，一係列經濟建設措施紛紛出台，加快了經濟建設步伐。總的說來，抗戰前國民政府視財政金融、交通運輸、工業建設為重點，投入了大量財力、物力，成效較為顯著。
國民黨南京政府出於軍事上的考慮，對交通運輸業十分重視，動用了大量軍民力量修築公路，全國鐵路和公路通車裏程由1927年1.304萬公裏和1.8萬公裏，到1937年增至21036公裏和11萬公裏。
航運方麵，抗戰前，國民黨政府加強了航運建設和整理，並對長江航道進行疏理，炸毀暗礁，清理河床，使之成為中國沿海工業內遷的主要通道。
航空方麵，至抗戰爆發時，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的航空業，中日矛盾尖銳，國民黨政府對航空運輸作了一定的部署和調整。加強歐亞航空公司在西安的部署；在洛陽、西安等處建設油庫；訓練飛行技術人員，逐漸取代外籍人員，以便應付日益複雜的戰爭局勢。
在工業建設方麵，中國工業基礎薄弱，且發展很不平衡。在1935年以前，中國幾乎談不上有重工業。伴隨著日本全麵侵華企圖日益明朗，國民政府要求建設國防經濟，發展重工業的呼聲高漲。在國民黨五大上提出了發展重工業的方法，並製定了煤炭開采、石油勘探與鋼鐵及機械製造的發展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