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回 蔣介石苦撐待時變
汪精衛投敵成漢奸
出生於社會大動蕩年代的蔣介石，早年受到過民族主義和救亡圖存思想的影響。在追隨孫中山革命時期，參加了早期的同盟會，在創辦黃浦軍校、東征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及進行北伐戰爭中，都作出了有益的貢獻。隨著權力地位的上升，在追求個人獨裁和強權統治過程中，他的權力欲望無限膨脹，專製獨裁思想也隨之膨脹。為此，一段時期，打內戰成為他的專利。
但蔣介石的民族情感並沒有泯滅。當中華民族麵臨亡國滅種、國民政府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蔣介石複蘇了潛在的民族主義情感，最終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使中華民族全民抗戰得以堅持下來。
雖然戰局危急，東北、華北、平津、京滬相繼淪喪，蔣介石沒有動搖，更沒有屈服。1938年元旦，他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勉勵自己：“國際正各自擴張軍備，而表麵則竟言和平。當此之時，我人對於外交，斷不宜作依賴任何一國之想，務必力圖自存自立。”
日本基於與英美的矛盾，為了避免陷入持久戰的泥沼，10月1日，日本內閣四相會議決定，在“軍事行動取得成果與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盡快結束”戰爭。這樣，在中日戰爭激烈進行之際，日本歐洲盟國德國出麵“調停”，他們已經準備在反共的旗幟下結成軸心，重建世界新秩序。
1937年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會見蔣介石，轉交了日本的“議和條件”。蔣表示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條件。陶德曼向蔣介石透露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將於次日正式簽訂反共協定，還告訴他英法等國對於這種針對蘇聯的活動不僅不會幹涉，反而會暗中鼓勵，即使暫時有損他們的利益也會隱忍。
陶德曼告訴蔣介石從速選擇，不要在打得精疲力竭的時候才想起與日本人談判。蔣介石表現強硬：“假如日本不願意恢複戰前狀態，中國將不會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12月26日，陶德曼會見孔祥熙，送交了日本的備忘錄。蔣介石表示：“倭所提條件如此苛刻，決無接受餘地。”“今日除投降之外無和平，舍抗戰之外無生存。”他決定對於日本的條件“一概不予理會”。
為了爭取蘇聯參戰，蔣介石把德國大使陶德曼充當調停者的中日和談建議、及日本的備忘錄透露給斯大林，暗示蘇聯如果不武力支持中國，他將被迫議和，加入反共協定軸心國。
日本政府見國民政府“拒絕答複”，一怒之下決定終止“陶德曼工作”。這也宣告，日本試圖不經戰爭而使中國屈服的陰謀歸於失敗。1月16日，近衛首相公開發表否認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聲明，宣稱“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關係。”
日本在1938年初提出的所謂和談，以及德國陶德曼的調停，都被蔣介石堅決抗日和維護中國主權完整的態度拒絕了。但親日派汪精衛、周佛海等，受到日本政府“要另建一個新政權”的聲明所誘惑，不但沒有就此停止其“和平”活動，聲稱要“想出一條向日本打通的路線。”
1938年2月，汪精衛與周佛海密議，在漢口設立了一個以搜集日本情報為名的機關：“日本問題研究會”，由高宗武任主任，以繼續與日方恢複聯係。
作為蔣、汪對日外交活動的一個得力助手，高宗武從小留學日本，於九洲帝國大學法學院畢業，被人稱為中國的“日本通”。由於1934年協助辦理與日本人談判，關於中國與偽滿洲國通車通郵事宜，被人稱為“辦日本外交的能手”，得到蔣介石賞識，很快被提升為亞洲司司長。
1938年3月27日，高宗武、董道寧與日本的西義顯、鬆本重治、伊藤芳男5人，在香港淺水灣飯店舉行共謀推行中日“和平”會議，討論中日外交路線。西義顯、鬆本重治等不是日本的官方代表，而隻是屬於“民間人士”。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是通過這些民間人士的穿針引線，而與日本軍部發生關係。
高宗武在會談期間，著重介紹了汪精衛曾主持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四五次常務會議情況，他強調說：“如果日本人在陶德曼調停期間稍加忍耐，那麼兩國就走到了和平的大門口了。”
雙方達成共識，中日兩國間“和平”意向如果能信息相通，加上“和平派”的相互努力，兩國和平運動的可能性是具備的。高宗武向日方透露汪、周為首的低調俱樂部情況，說已經形成國民黨內的“和平派”。日方3人聞聽後興奮不已。會談結束，決定把由影佐禎昭寫給何應欽及張群的信，由周佛海交給蔣介石。
高宗武回到漢口，向周佛海彙報了會談情況，周佛海拍手稱快。兩人將信交給汪精衛過目，汪主張由陳布雷將信交給蔣介石。
1938年5月底，高宗武返回武漢，同汪、周、陶商討對策。此時，日本近衛內閣實行改組，日本願意考慮取消《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再次向國民政府施放誘餌。國民政府表示，可由汪精衛或張群出麵與日方談判。汪精衛喜上眉稍，高宗武則準備背著蔣介石前往東京。
1938年7月5日，高宗武抵達日本橫濱，在影佐禎昭引導下，先後與參謀長多田駿、陸相板垣征四郎、國會議員犬養健、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等人會見。此時，日本政府已經明確決策，用政治誘降來推動軍事侵略，並規定了誘降活動的具體目標，將誘降對象由蔣介石轉到了汪精衛、唐紹儀、吳佩孚等“中國第一流人物”。高宗武東京之行，為汪精衛集團直接與日本勾結，為其投敵叛國鋪好了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