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9日，今井武夫等日方代表在重光堂與高宗武等進行正式會談。20日晚17時，高宗武、梅思平與影佐、今井武夫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和《日華協議記錄應諒解事項》。另外又作了《日華秘密協議記錄》。
重光堂會議及簽訂密約，是汪精衛集團的賣國罪證及賣身契。對日方來說，日本帝國主義並未把全部要求拿出來，隻是為了引汪等逃出重慶，而做的表麵文章。11月30日，日本禦前會議通過了《重整日華關係的方針》，遠比重光堂密約對中國所提要求苛刻。由此可以看出，重光堂會議密約，僅是引汪集團上鉤的一個精巧的花招而已。
重光堂會議一結束，梅思平帶來的重光堂密約，對於準備叛國投敵的汪精衛集團來說，已到了關鍵時刻，汪精衛疑慮重重，瞻前顧後。周佛海決定從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處打開缺口。
陳璧君是個虛榮心極強的女人，隨著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不斷升高，她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脹。對抗戰悲觀失望、情緒低落，當梅思平攜重光堂密約向汪精衛報告時，陳如獲致寶，極力主張脫離重慶。
在蔣介石一手遮天，大權獨攬的形勢下，汪、蔣曾多次為最高權力而進行針鋒相對的爭奪。汪精衛雖說也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等要職。但汪不過是徒有虛名，有名無實。在家中汪受陳璧君挾製，在國民黨內沒有實權。野心膨脹的陳璧君說：“難道當漢奸在日本人那兒也坐第二把交椅嗎？”言下之意在日本人那兒當兒皇帝，也比在國民黨內當副總裁強。
汪精衛與蔣介石的最後一次晤談，是在1938年12月8日，那次兩人激烈爭執，互不相讓。蔣介石是全國統帥，原則上不反對和平，所顧忌有兩條：一是日本無談判誠意，任何時候都可以撕毀和約。和談必須以日本對中國停戰撤兵為先決條件。二是一與日本和談，中共必定坐大，內戰繼而起之。
汪、蔣各執已見，各懷心計，不歡而散。汪、蔣二人再也無法合在一起，汪精衛決定出逃。
1938年12月1日，梅思平到達香港，先後在香港和上海兩地對日本表明汪精衛決定出逃。日本方麵也通知汪精衛，日本政府對重光堂密約沒有異議。
根據重光堂會談所擬定的日程，汪精衛必須按時逃離重慶，以便配合日本方麵的行動。他們擬定了兩條出逃的路線，一條由重慶直飛香港，但汪精衛樹大招風，風險太大；另一條是經昆明赴河內，隻要征得龍雲同意就萬事大吉，為了討好龍雲，陳璧君在此前幾個月曾一度赴河內，經過昆明與龍雲交談時，允諾幫助龍雲解決地方軍隊醫療器械和醫藥，為龍雲籌集資金開發錫礦。同時表示同情龍雲處境，挑撥龍雲與蔣介石之間十分微妙的關係。
最後，陳哭喪著臉說訴汪精衛在重慶徒有虛名，如坐針氈，想跳出“火坑”時。龍雲表示，如果汪主席去昆明，他保證十分歡迎，如果汪借道昆明出國，他盡力派人護送，且確保汪精衛的安全，一切便利條件悉數提供。
汪精衛雖下定決心孤注一擲，因蔣介石仍在重慶，不好動身。蔣打算赴西安的行期一拖再拖，迫使汪的計劃也一改再改。直到汪於12月中旬得知，蔣於18日向全體中央委員訓話，汪總算如釋重負，決定借此機會傾巢出動。
汪精衛畢竟是老奸巨猾，成群結隊出走必定使人生疑。於是周佛海以視察宣傳名義，於12月5日冠冕堂皇地先去昆明。陶希聖則以講學為名尾隨周行。汪精衛則約定於12月8日托詞去昆明、成都演講，偽裝笑得惟妙惟肖。陳璧君遠房侄子陳春甫則打前站，以送汪子到香港讀書為名，將汪子汪文悌和小女汪文恂送到昆明，轉飛河內至香港。
就在汪精衛預計逃離重慶的前一天，12月8日，蔣介石從天而降，一下子把汪的計劃全盤打亂。心中有鬼的汪精衛此時深恐東窗事發，坐臥不寧。為混淆視聽，汪道貌岸然地到處大談政治機構調整和金融整頓等，洋洋灑灑，不為蔣所懷疑。蔣介石根本就沒有想到過汪精衛會出逃去當漢奸。
12月9日，蔣介石令陳布雷電召周佛海立即回重慶，周以為大事不好，驚駭不已。為造成蔣介石集團的錯覺，12日下午3時，周懷著鬼胎出席了國民黨雲南黨部擴大紀念周，發表題為“抗戰前後的形勢”的講話，用枯燥空洞的說教製造假象。
因為汪精衛不能如期逃離重慶，日本方麵很被動，12月9日晚，已抵京都的近衛文膺隻得取消大阪之行。定於12月11日晚在大阪大禮堂向全國廣播講話，以及宣布對華“新政策”的計劃泡湯了，延期到14日發表。原因是首相“感冒”了。
汪精衛急得團團轉，深恐日本首相推遲發表聲明日期，會引起麻煩，於是急電周佛海：“蘭妹因事不能如期來，秀妹出閣佳期不必等候。”意即他不能如期出逃，要周電香港的高宗武通知日方，如期發表聲明。